文學的沉痛
“我務必努力做一個人”，這指的是獨立的、個體的不依附於他人的覺醒的人。胡適和《新青年》向20世紀的中國人介紹這一思想，既是對中國傳統的非人的觀念的嚴重挑戰，又是向著剛剛從封建桎梏中解放出來，尚未獲得覺醒的人的意識的中國人的啟蒙。這較之初期那種未能擺脫的自高而下的悲憫觀念的人道思想，無疑是大大前進了一步。這是中國文學跨入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
中國百年文學關於人的主題的確認，走過了漫長而艱難的路途。由於中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小生產者的狹隘性和依附觀念，是社會指導思想的基礎和天然同盟者，這使得中國文學在爭取表現人的覺醒的道路上步履維艱。在20世紀的後半段，由於政治的逆轉（如在“文革”時期）導致普遍的非人性泛濫，不僅人的主體性喪失了，而且是全民陷人現代崇拜的狂潮之中。曆史在這一時期的大倒退，是以人性的泥滅和神性的張揚為明顯的表征。
中國新文學人的爭取最終以人的主體意識的確定為其完成的標誌。可以稱為最後的爭取的文學的這一階段，始於“文革”的結束。那時所謂撥亂反正，主要是指清算和糾正社會政治各層麵極左思想造成的動亂，文學不過是借助政治批判的時機，開展了對於非人性和反人性的揭露控訴。悲憤的旋風掠過中國文學的蒼茫的空間，喚醒了中國作家長期被扭曲和被壓抑的人的意識。以巴金的《隨想錄》為代表的一批作品，開始了心靈的自我拷問，而不是如同以往那樣把一切諉之於他人。巴金在他的散文《小狗包弟》中為自己的苟活，為自己不能保護一隻可愛的小動物而愧恨：“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我就這樣可恥地開始了十年浩劫中逆來順受的苦難生活。”巴金的沉痛代表了中國文學的沉痛。
向著內心空間的轉移
在新時期，文學的沉痛首先是呼喚人性的複歸，而後開始爭取自我表現的權利，最後進入了對於個體生命的體驗與表達這種體驗的實踐。所謂文學的“向內轉”，就是中國文學由滿足於外在世界的模仿和描摹，開始麵對生命自身的一種大轉折。人們發現以往受到忽視和排斥的“內宇宙”，原來是這樣的浩瀚和豐富！在文學完成由外向內的大轉折中，中國女性作家的努力，表現出令人震撼的膽識和才氣。
女性作家已經從新文學初始階段的將文學實踐與女性的婚姻戀愛自主的社會性實踐作直接簡單的聯係中剝離出來。到了這個世紀末，中國女作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已不把關注的目光投射於社會問題，更確切地說她們中的很多人開始不把改造社會當作首要的目的。從80年代開始，一些具有先鋒意識的女作家開始表現女性獨立的內在世界，她們把“一個人的戰爭”和“私人生活”表現得淋漓盡致而使那些男性作家無法望其項背。中國這個時期的女詩人的創作，給整個文學帶來了強烈的衝擊，翟永明的《女人》組詩、唐亞平的《黑色沙漠》組詩，以及伊蕾的《獨身女人的臥室》組詩，這一係列女性詩膁的發表，是繼“朦朧詩”之後詩的又一次震撼。尤其是伊蕾的《獨身女人的臥室》的發表，更是標誌著中國文學中女性寫作的成熟。它的挑戰性的語言所麵對的，是中國完整而堅固的封建倫常。在這個意義上看，它的抗世嫉俗具有前衛的性質。
女人開始意識到自己作為女人的一切。她們驚喜於自己的身體，她們把這種感受引發為女性獨特的寫作，於是有了擺脫了男性中心話語的自立形象。
神說人身難得，我對身體的驚喜猶如對一朵花一顆星的驚喜，有什麼語言能表達一個母親第一眼看到嬰兒的驚喜呢？純粹的肉體猶如神的化身，神是如此顯靈嗎？夕陽的溫情充滿母性，黑夜把白晝溶為一體，我因此相信身體是神賦於生命最完美的形式，身體是神的傑作，是無以倫比的寶藏。軀體作為我個人完全的所有，也是世界的所有。我需要的一切就在我自己身上，我是一個自紿自足的世界。女詩人的這種自白，表達了女性覺醒所達到的境界。中國文學近百年來關於人的爭取，到了90年代這些創作的呈示，宣告了一個過程的完成，當然也預示了一個更為艱難的新的主題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