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希望和新的危機
中國百年文學的嶄新階段，也許將誕生在我們稱之為的“後新時期”之中。“後新時期”同樣是社會開放的產物，它保持與新時期的承接性，又萌發了有異於以前的新的品質，這主要是迅速湧動的商品化社會的賦予。在這個社會發展的時期，財富的攫取和積累的方式多樣化了；人的欲望也得到前所未有的誘導和發散；
發達的城市和大部分還處於貧苦的農村之間的差距也隨之增大；這表明新的困擾和新的矛盾也隨著社會的進步得到新的展現。社會在充分發展它的潛能的同時，也充分發展著它的肮髒和罪惡。擁有諸多可能性的社會，同時也擁有了諸多潛伏或公開的危機性。
中國社會這種超常的膨脹式的發展，加上對以往的閉鎖式的意識監控懷有驚懼的經驗，屈從於誘惑混同著“過來人”的機變，造成了文學在尖銳的現實狀態中的逃避。一些人寧可使自己的筆墨趨隨流俗、怡悅輕鬆而棄絕負重的承擔。在這個世紀末，一種普泛的文學趨向是，躲避崇高而恥言理想，遊戲和縱情成了文學的常態——盡管有人為此發出憂慮的呼喚。90年代關於重建人文精神的爭論，以及關於理想主義的提出，都是上述那種關懷的呼應，也是對百年前形成的那種民族興亡的焦慮和憂患的延伸和承接。
這表明中國又麵對著一個傳統的命題，即文學究竟應該為它的時代承擔些什麼？麵對俗世或躲避崇髙的態度，在世紀憂患麵前究竟是否可取？中國文人百年來的爭取應以何種姿態加以接續，或者幹脆說，應當不應當加以接續？當然，影響並規定了中國百年文學性質和走向的救亡或啟蒙的題目，在今日已失去它的本意，中國仍有憂患，但不是危亡；中國仍有愚昧，但愚昧並不是全民族的普泛。現今的中國是一種雜呈和兼有，從最先鋒到最保守的兼容並存。
拯救心靈
20世紀的文學兩大主題：救亡和啟蒙，顯然已被新的內涵所替換。這種替換與100年前的確立，同樣是非人為的，到底是為社會情態所取決。從20世紀僅剩的最後幾年，直到進入新的世紀，中國文學受惠於社會的大進步，同時又感知了社會的大憂患。這種大憂患不是百年前那種外國兵艦或炮火的入侵，不是國土被“割讓”的那種裂心的苦痛，而是排斥了表麵的喧囂之後更為沉穩的焦灼，這就是，在沉淪的道德和信念麵前，在人的欲望無所顧忌的充分宣泄麵前，精神在物質麵前的潰敗。要是說，本世紀初魯迅通過“狂人”發出疑問：
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並且喊出“救救孩子”那振聾發聵的聲音，那麼，在20世紀的最後時刻，我們的呼聲便是：“救救人心！”
人必須改善自身。而改善自身的工作，依然是文學的責任。從上一個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文學效力於開啟民智、重鑄民魂，或者幹脆叫做“改造國民性”，到了現在，卻依然是一個嚴重的題目。在金錢和權力的雙重擠壓之下，人在新的環境中受到新的扭曲。人顯然不能等同於動物，強調人的本性的伸展，並不是使人回到動物的本能。生的欲望和性，並不是人性的全部內容。人之所以為人，是人會思想，有精神的勞動和尋求。在文學藝術中，把人與其它動物不可判別的最低點變成人性的極限和全部，顯然是一種背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