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學者陸德明有《經典釋文》，這一部書有助於研究《詩經》的讀音、音韻和了解三家詩的異義。
儒學在宋代仍然處於被尊崇的地位，但是因為有宋一代積貧積弱，內憂外患十分嚴重，為了整頓綱紀，維持中央集權統治，不得不改變對傳統經學的研究方法，這就促使《詩經》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宋代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都力圖掙脫前人的注疏所造成的束縛，而按照自己的見解來解釋“五經”（包括《詩經》）。
宋代研究《詩經》成就最大的是朱熹。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號晦庵、晦翁，南宋著名學者。他的《詩集傳》吸收了宋代學者批判漢學《詩經》的研究成果，並雜采漢唐以來諸家所長，提出了宋學《詩經》的研究體係。《詩集傳》肯定了《詩經》中《國風》“多出於裏巷歌謠之作”，是“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的民歌的性質，這就為人們正確理解“風”的含義指出了方向。《詩集傳》在疏解詩篇章句時，對詩歌的難字，有簡明的注釋，有注音，而且往往能連帶地對其藝術表現手法作扼要的評析，對研究《詩經》的篇義、章法、音韻等方麵頗有啟迪。《詩集傳》下語謹慎，不強作解人，於不能解釋之處，則標明“不得其解”，這反映了朱熹老實治學的態度。另外，《詩集傳》突破《毛詩》和“鄭箋”對詩歌本義的舊說，直接從詩文探求本意，這是對傳統《詩經》研究方法的突破。《詩集傳》從南宋迄今，始終是一部受到普遍重視的《詩經》研究專著。
當然，朱熹對《詩經》的研究，目的還是為了“勸善懲惡”。他在《答廖子晦》書中認為讀《詩》可以“法其善，戒其惡”，“其言足以為教”，“其教實被於萬世”[55]。所以在一些詩篇主旨的理解上，朱熹也采納了和漢儒同樣的意見，從而暴露出他反《詩序》的不徹底性。如對《風》詩中的民間情歌，朱熹往往誣之為“淫詩”或“淫奔之詩”。清人姚際恒在《詩經通論·自序》中曾一針見血地指責朱熹是“時複陽違《序》而陰從之”。
南宋時期，還有呂祖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和嚴粲的《詩輯》，這兩部著作所引資料頗豐，也時發新見。另有著名學者王應麟的《詩考》，它采三家詩之遺說，彙成一編，被公認為是當時研究《詩經》的傑作。
清代初年，漢學又漸漸複興，至乾隆、嘉慶年間，臻於極盛，史稱“乾嘉之學”。在道光、鹹豐之後，又產生了與以古文經學為本的考據派對立的今文學派，所以這是一個經學複盛的時代。
清代研究《詩經》的著作不勝枚舉，比較有影響的著作，有陳啟源的《毛詩稽古篇》、戴震的《毛鄭詩考》、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陳奐的《毛詩傳疏》、魏源的《詩古微》等。其中如《毛詩傳疏》，力排三家詩說，獨尊《毛序》，成為清代古文經學研究的代表著作，《詩古微》則專力探討三家詩與《毛詩》的異同，成為清代今文經學研究的代表。
在此同時，又有一些學者專從文字、音韻、博物、典章製度等方麵來研究《詩經》。如段玉裁的《詩經小學》、顧炎武的《詩本音》、毛奇齡的《續詩傳鳥名》、包世榮的《毛詩禮征》等。
清代研究《詩經》的學者，幾乎都卷入了三家詩派與毛詩派的紛爭，隻有姚際恒、方玉潤、崔述等少數幾位能卓然獨立於派係家法鬥爭的漩渦之外，自成一格。
姚際恒的《詩經通論》，探討詩的意旨時，往往有創見，崔述《讀風偶識》，考察《詩經》十五國風產生的年代和詩的本義，頗有不同凡俗之見解。方玉潤《詩經原始》，按詩索意，獨抒己見，但不失穩妥；縱觀古今，分析比較，時有妙語，闡明篇法，從而歸納創作的規律。如他對《周南·關雎》提出新的解說，指出：“此詩蓋周邑之詠初昏（婚）者，故以為房中樂。”排斥《毛序》、《詩集傳》的“後妃之德”、“宮人之詠太姒、文王”之說，使詩的本意更加顯豁。《詩經原始》對“賦、比、興”的表現手法，也作了新的理解，強調對詩歌的表現方法要從整體上認識。如他說《邶風·新台》具有“談笑而道之”的風格，《小雅·北山》有“勞逸對舉，兩兩相形”的對比之妙。細加揣摩，覺得這些見解真得吾人之心。所以《詩經原始》對人們從文學角度來研究《詩經》，很有啟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