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藝批評家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詞子才人，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它的意思是，像司馬相如、班固、曹植、王粲這樣著名的文學家，雖然在風格和藝術上各有擅場，但都接受了《詩經》和《離騷》的熏陶。《風》就是指《詩經》。《詩經》對後代文學的影響，主要在於它的諷諫精神和異彩紛呈的藝術手法。
第一節 “刺美現事”的現實精神
在氏族公社時代，有一種很好的製度，那就是地位低的人向居上位者進諫、提意見。這種行為不但不被製止，反而受到鼓勵。《淮南子·主術訓》說：“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注曰：“書其善否於華表木也。”《史記》說得更詳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集解》：“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原始社會的這一好傳統，對於緩和社會各階層中的矛盾，起了很大的調劑作用，所以到先秦時代，它依然被保留下來，隻是換了一種形式。
先秦時代的人們已隱約地認識到詩歌藝術的美刺作用，所謂“刺”，即作家對現實采取了暴露和批判的態度，而所謂“美”則是作家對於生活采取了歌頌的態度。
《周禮·春官·宗伯》記：“瞽蒙掌播鞀、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係，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鄭注：“諷誦詩，主誦詩以刺君過。”這表明在周朝，詩是和諷諫（刺）聯係在一起，並負擔起了匡救時弊的社會功能。《國語·周語》記載的召公向厲王進諫時，列舉“古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的史例，以及上文所舉之《晉語》中範文子向趙文子說，古之王者：“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惑）也。”這些例子都表明當時詩所承擔的諷諫任務。
《白虎通·諫諍篇》言：“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窺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孔子最欣賞諷諫。諷諫就是《詩序》所說的：“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玄箋“主文而譎諫”曰：“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孔穎達解釋得更詳盡：“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譎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以詩來委婉地勸諭在上者改過，其實就是孔門倡導的詩教。
《詩經》中有許多是屬於“以風刺上”的，也即“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這些詩篇還坦率地道出了寫詩就是為了達到諷刺目的的主觀情誌：
夫也不良，歌以譏之。（《陳風·墓門》）
維是褊心，是以為刺。（《魏風·葛屨》）
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小雅·四牡》）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小雅·四月》）
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小雅·何人斯》）
在《詩經》時代，詩人們已經比較自覺地把“美刺”看成是詩歌的主要職能，體現出詩人們積極幹預社會生活的意願，我們在“獻詩陳誌”、“賦詩明誌”兩節中，已經列舉了一些這一類的作品，例如《碩鼠》、《新台》、《伐檀》等。“以風刺上”、“獻詩陳誌”，作為一種優良的創作傳統，已被後人接受並發揚光大。
離《詩經》時代最近的大詩人屈原，他“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56]。他麵對楚國內憂外患，危機重重的局麵：“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乎民心”。他指斥當時群小專權，播弄朝政，以至國事日非：“眾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而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而險隘”，暗示楚懷王昏庸無能，表達了自己憂國憂民之心。劉安《離騷序》稱屈原的《離騷》“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就指出屈原這種忠於祖國人民、雖萬死而不悔的精神。屈原的作品，包括《離騷》、《九歌》等，都是對楚國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他強烈的愛和恨，也都植根於祖國的土地。屈原這種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顯然是直接受了《詩經》的浸染。
到了漢朝，漢武帝設立了專門的音樂機構——樂府，並派人深入民間采集詩歌，以“觀風俗，知厚薄”，也即了解民情、民意，甚至根據“謠言單辭，輕易守”[57]。這種作法就是對周代采詩製度的模仿和繼承。這些采來的詩，用班固的話說，就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人們在詩中抒發各種感情、表達各種願望，自然也包括對在上者的諷刺。所以餘冠英先生在《樂府詩選序》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