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本是漢以前的樂府，樂府就是漢以後的《詩經》。《詩經》以“變風”、“變雅”為精華，樂府以《相和》、《雜曲》為精華，同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裏巷歌謠，同是有現實性的文學珠玉。
餘先生對漢樂府和《詩經》之間承襲關係的分析，是很中肯的。
我們在《洋洋大觀的〈詩經〉》一章中談到《詩經》包蘊的現實內容是十分豐富的。漢樂府也是如此。如《東門行》：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鬥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舍中兒母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上用蒼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今非！”“咄，行！吾去為遲，白發時下難久居。”
這首詩生動地反映了漢末社會動亂，民生倒懸，善良的百姓不得不鋌而走險的現象，提出了“官逼民反”這一深刻的社會問題。他如《十五從軍征》：“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裏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鬆柏塚累累’……”這是以一個老兵的自述，揭露當時兵役製度的黑暗。漢代的兵役製度，據官方規定是：民年二十三為正卒，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五十免兵役。而民歌中的老兵卻整整服了六十五年兵役，窮老歸來，一無撫恤，他的晚景將是十分可悲的。《宋書》卷一百載沈亮對宋文帝說：“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可見曆代的兵役製度，都存在著欺騙性，民歌諷刺這種社會現象，其現實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漢樂府中歌頌真摯的愛情、批判封建禮教對青年男女婚姻的幹涉、壓迫的詩歌也和《詩經》中的情歌一樣多、一樣充滿了藝術魅力，著名的如《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比起《詩經》中的《鄘風·柏舟》，《上邪》表達的情感似乎更為堅決大膽，更為火辣辣，表現了民歌中特有的感情質樸、鮮明的特點。
漢樂府民歌繼《詩經》之後，在引導詩人們走向反映生活真實的道路方麵起了不少作用。建安時代的“三曹”父子以及“七子”中的王粲、陳琳都發揚了樂府民歌“緣事而發”的精神，以社會亂離、民生疾苦為描寫內容。如曹操的《蒿裏行》、《薤露行》，敘述了漢末軍閥混戰，兵燹遍地、民不聊生的狀況：“白骨暴於野，千裏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被明人鍾惺譽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58]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曹植的《贈白馬王彪》、《送應氏》等等，都流蕩著鬱勃不平之氣，體現了慷慨悲歌、激越高亢的時代特色。
唐代詩人更是自覺的學習《詩經》頌美刺事的精神，繼承《詩經》賦、比、興的藝術手法，並取得了光輝的成就。
初唐的陳子昂，以開風氣者的胸懷，在《修竹篇序》中坦言：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仆嚐暇時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他高舉“風雅興寄”的旗幟，倡導詩歌的革新，在唐代詩壇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金人元好問就曾高度評價陳子昂改革詩歌的重要意義：“沈宋馳騁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59]認為陳子昂改革詩歌的意義，就如同當年範蠡助越王滅吳一樣。陳子昂之後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優秀詩人，無不以《詩經》的美刺精神為依歸、為圭臬。李白感歎“大雅久不作”，杜甫倡言“別裁偽體親《風》、《雅》”，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稱張籍“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嚐著空文。”他們的創作實踐，都證明了《詩經》的“美刺”傳統具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例如白居易，他創作五十首《新樂府》、十首《秦中吟》，明確表示是“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要起到“獻詩陳誌”的目的。這些詩“首章標其目，卒章顯其誌”，“一吟悲一事”，無論內容還是形式上，都繼承了《詩經》。我們讀讀他的《新樂府·杜陵叟》中的一些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