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輩人從貧賤和戰火中赤腳走來，從來鄙棄文人，信仰勇武和權力，以直覺行商，以情義交人。早年搏命鑽營，縱橫政商，鐵腕弄權，無所不用其極；晚年看淡貧富，重情愛鄉，古道熱腸，祈望以善名留世。
一
記得20餘年前，第一次去香港。導遊帶我遊曆港九各地，常常指著一個建築物告訴我，這是某某人的別墅，這是某某人的大廈，這是某某人投資的樓盤……在這些名字中，霍英東被數次提及，在太平山腰的某處小樓前，導遊神秘地說，這是霍某人當年存放武器的倉庫雲雲。
跟絕大多數的東南亞華商一樣，霍英東出身貧寒。在20世紀20年代，香港還是一個偏冷的小漁港，霍英東出生在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漁船上，父母終日捕撈為生。幸運的是，他13歲的時候被送進了當時香港英倫政府開辦的第一間官立學校。在那裏，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語言與文化的熏陶，使他成為第一批與西方思想對接的華人少年。
他的創業史也是從最底層開始的，他當過鏟煤工、機場苦力、地下機車司機，稍稍有了一點積蓄以後，辦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雜貨店。他賺到的第一桶金便與倒賣有關，抗戰勝利後，政府拍賣戰時剩餘物資，霍英東借了100元參加投標，拍中一套1.8萬元的機器，一轉手就賺了2.2萬元。從此，他的人生就與貿易勾連在了一起。
霍英東嶄露頭角是在朝鮮戰爭時期。當時中美開戰，在美國的主導下，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對中國實施全麵封鎖禁運的決議，內地物資空前短缺。香港作為毗鄰內地的唯一自由港，盡管受到英國政府的嚴厲監控，但仍然是一條最可能的管道。餘繩武、劉蜀永在《二十世紀的香港》一書中記錄道：“朝鮮戰爭給予香港人一個機會，就是暗中供應中國內地急需的物資，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躋身於上流社會之中。”1995年，霍英東在接受冷夏采訪時，第一次親口承認了當年的作為，他說自己最早是從販賣柴油開始的，後來做過藥品、膠管，等等，但是“絕對沒有做軍火生意”。那段曆史至今籠罩在迷霧之中。一個可以確定的事實是，當年有眾多東南亞華商，或因為愛國，或出於牟利，都積極地從事過向中國內地偷運物資的活動，印尼的林紹良是最大的肥皂和布匹販運商，而香港的包玉剛和霍英東則因此被美國政府列入“黑名單”。也許正是因為這一段戰火情義，這些商人與中國政府結下了深厚感情，為日後的商業往來奠下了基石。
20世紀50年代後期，香港步入繁榮期，人口急劇膨脹，商業超級發達，房市、股市“花繁葉茂”，老一輩的港九巨商，其起家大多與兩市有關。新鴻基的創始人郭得勝在當年就有“工業樓宇之王”的稱號，恒基的李兆基人稱“百搭地王”，李嘉誠靠造樓神奇發達的故事更是廣為人知。霍英東是最早入樓市的商人之一，他是第一個編印“售樓說明書”的地產商，也是“賣樓花”——分期付款的發明者。正是有了這種銷售方式，房地產才變成了一個普羅大眾都可以參與的投資行業。在這個迅猛成長起來的大市場裏，霍英東縱橫跌宕，出入從容，成為盛極一時的“樓市大王”。據稱極盛之時，港九70%的住宅房建設與霍家有關。
那是一個讓人神往的“香港時代”。整個世界進入200年以來最長的和平時期。美國經濟呈現強大的引導力量。在東亞，中國正陷入計劃經濟和“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之中，日本隆隆崛起，韓國、新加坡及中國台灣地區等“亞洲四小龍”相繼繁興。便在這種大格局中，香港以它絕佳的地理位置和微妙的政治角色，成為遠東最具活力和成長性的自由港口和金融、物流中心。在這個時代裏，一個商人的命運往往是水漲船高，而其事業的格局大小，則與他所從事的行業有很大的關係。在30多年裏，霍英東先後涉足香港房產、澳門娛樂業、船務運輸等領域，膽大心細，敢於一搏，在水深洋大處造大船、謀大業，自然成就了一番旁人不及的事業。
二
霍英東是所有香港商人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也可能是中國內地知名度最高的香港商人之一，其得名並非因為財富之巨，而是因其對中國改革事業的投入。
東南亞華商的崛起，一個非常顯赫的特點是“政商特征”。菲律賓首富陳永栽靠與政府合辦卷煙公司而一時發達。印尼的林紹良更是“紅頂商人”的典範。他在印尼獨立戰爭期間，把一個名叫哈山·丁的獨立軍領導人在家裏藏了1年多，而此人正是印尼共和國第一任總統蘇加諾的嶽父。憑借這層關係，林紹良獲得了丁香進口專利權，繼而壟斷了印尼麵粉、水泥等行業的專營權。林家資產一度高達184億美元，在1995年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第六位。新中國成立後，東南亞巨商千方百計與北京拉近關係，當年便有不少商人將子弟送到北京少數幾家高幹子弟雲集的學校讀書，試圖以此埋下人脈的伏筆。印尼第二大財團金光集團董事長黃奕聰便曾將次子黃鴻年送到積水潭中學讀書，此人在1992年組建中策公司，倚靠當年積下的同學人脈，大麵積收購國營企業，形成了轟動一時的“中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