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林、郭等人相比，香港商人則表現得要含蓄很多。不過，因為血脈的濃密及地緣的特殊，其緊密度則有過之而無不及。1978年，中國陡開國門，中央政府曾經希望借助外來資本改造近乎癱瘓的國民經濟，然而歐洲國家受經濟危機影響自顧不暇，美國資本高調而緩行，日本公司隻肯提供二手設備，幾乎都不能指望，唯一可以借重的便隻有近在眼前的香港商人們了。就是基於這樣的形勢，鄧小平將深圳辟為特區，在華南開設多個開放窗口，而香港商人也不辱冀望，滿懷激情，紛紛躍躍欲試。霍英東們的時代在此刻展開新的翅膀。
1978年10月1日，香港首富李嘉誠出現在天安門的國慶典禮上。他是受到鄧小平的親自邀請，來參加國慶觀禮的。美聯社的記者觀察到，李嘉誠穿著一件緊身的藍色中山裝，不無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樣穿著中山裝的中央幹部身邊，天安門廣場是那麼的大，讓這個從小島上來的潮汕人很有點不習慣。從11歲離開內地，這是他40年來第一次回鄉。在幾年前，他還是一個被內地媒體批評的萬惡的資本家，現在已經成了被尊重的客人。來之前，他給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風頭，不談政治。”
回到香港，李嘉誠當即決定，在家鄉潮州市捐建14棟“群眾公寓”，他在給家鄉人的信中寫道：“念及鄉間民房缺乏之嚴重情況，頗為係懷。故有考慮對地方上該項計劃予以適當的支持。”他要求家鄉媒體不要對此作任何的宣傳。兩年後，“群眾公寓”建成，搬進新房的人們將一副自撰的春聯貼在了門上，曰：“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李嘉誠。”此聯很快被記者寫成“內參”上報到中央，引起了一場不小的震動。
李氏舉動，在當年並非孤例。20世紀80年代初期，大小港商如過江之鯽湧入內地，成為經濟複興中最為耀眼和活躍的一支，其初戰之功，不可抹忘。
1979年1月，56歲的霍英東開始與廣東省政府接觸，他提出要在廣州蓋一家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他投資1350萬美元，由白天鵝賓館再向銀行貸款3631萬美元，合作期為15年（以後又延長5年）。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家中外合資的高級酒店，也是當時第一家五星級酒店。這期間還發生了一件“霍英東看裸畫，辨政策風標”的小趣事。霍回憶說：“當時投資內地，就怕政策突變。那一年，首都機場出現了一幅體現少數民族節慶場麵的壁畫（指北京新機場落成時的大型壁畫《潑水節——生命讚歌》，作者為畫家袁運生），其中一個少女是裸體的，這在國內引起了很大一場爭論。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較踏實。”
霍英東建酒店，首先麵臨的就是計劃體製造成的物質短缺問題。“一個大賓館，需要近10萬種裝修材料和用品，而當時內地幾乎要什麼沒什麼，連澡盆軟塞都不生產，隻好用熱水瓶塞來替代。更要命的是，進口任何一點東西，都要去十來個部門蓋一大串的紅章。”後來，被折磨得“脫去人形”的霍英東終於想出了一個絕招，他先把開業請柬向北京、廣東及港澳人士廣為散發，將開業日子鐵板釘釘地定死了，然後，他就拿著這份請柬到各個環節的主管部門去催辦手續。這一招近乎“無賴”的做法居然還真生效了，工程進度大大加快。1983年2月，白天鵝賓館正式開業，當日酒店湧進了1萬多個市民。
蛇口工業區的首創者袁庚曾經講過一個很珍貴的細節。1981年，袁庚受命在蛇口開辟經濟特區，某日，霍英東、李嘉誠帶了13位香港大企業家來蛇口參觀，霍在酒席間提出，他們對蛇口很有興趣，能否入股共同開發這塊土地。當時，袁庚不假思索地一拱手說：“謝謝諸公，我投放資金下去，還擔心收不回來，不敢連累各位。”此論在席間一提即過，再無複議。晚年袁庚曾對媒體很遺憾地談道：“如果當初允許李、霍的入股，蛇口將被徹底地資本化，或許會獲得更大的經濟活力。”
這些往事都如秋風中的黃葉，飄搖入土，不複尋蹤。其中透露出來的訊息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香港商人曾經以十分積極和熱烈的姿態投入內地的經濟複興運動。他們已經預感到一塊比香港要龐大上千倍的商業大地正在隆隆崛起，憑借他們業已聚集的財富、智慧和血緣的優勢，將有可能締造一個更加輝煌的商業神話。然而，後來的事實卻意外地峰回路轉，這些在自由經濟中浸泡長大的商人們，其實對於轉型時代的種種商業運作非常的陌生和無法適應。
三
霍英東一代人的財富斂聚，大多曆經艱險，為時代左右，受時間煎熬，如火中取栗。因而，其進退往往慎獨有序，眼光毒辣而在於長遠，其一生所染指的行業，往往隻有一兩項而已。及至晚年，桑梓情結日重，便把大量精力和大筆金錢投注於家鄉的建設。邵逸夫和包玉剛對家鄉寧波從來不忘關愛，李嘉誠對家鄉潮汕的投資也算得上不遺餘力。在東南沿海的各個僑鄉行走，四處可見香港人建的學校、造的醫院、開的工廠。霍英東祖籍番禺，在生命的最後18年，他把很大精力放在了番禺最南端一個叫南沙的小島開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