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董事長”，鄧小平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裏全麵再造了“中國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在這個意義上，他無疑是稱職的和成功的。當然，改革的任務並沒有在他的任內全部完成。
1978年11月，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第一次見到來訪的鄧小平，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盡管他隻有5英尺高，卻是人中之傑。雖已年屆74歲，在麵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35年後，美國作家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一書中仍然維持了類似的評論：“鄧小平的所有作為都由這樣的深刻信念指引：利用世界上最現代化的科學和技術實踐以及最有效的管理技巧將為中國帶來最偉大的進步；將這些實踐和技巧嫁接到中國體製的過程中所發生的紛擾都是可控的，並且對中國人民整體而言是值得的。”
李光耀或傅高義的評論，同樣適用於一位卓越的企業家：戰略堅定、務實善變、具有良好的全局控製能力。
在告別李光耀的一個月後，鄧小平在曆史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成為中國的實際領導人。當時的中國如果說是一家公司的話，那麼，它就是一個陷入絕境的大型虧損企業，財務赤字、產業老化、勞動效率低下、市場環境極度惡劣，喜歡打橋牌的鄧小平抓到了一副超級大爛牌。
一開始，他試圖通過外部資金的引入來進行輸血式改革，因此，他委派穀牧遍訪歐洲列國，傳遞開放信息，他本人則飛赴美國、日本和新加坡。然而，外部投資人對“中國公司”的現狀也視若畏途，引資計劃宣告失敗，於是幾乎已束手無策的鄧小平在公司內部發動了一係列的變革。
首先，他重構了“公司願景”。在毛澤東時期，“中國公司”的願景是“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專政”、“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些戰略目標充滿了理想主義的利他特征，完全忽視量化考核的必要性。而鄧小平則讓願景重新回到了效益和效率的基本麵，他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尤其是在1984年，他公開肯定了深圳人提出的兩個福特主義式的主張——“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從而徹底告別了毛澤東式的理想主義，讓之後的“中國公司”具備了強烈的世俗、務實特性。
鄧小平被官方和民間公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這個稱號似乎寓示中國變革是一場有圖紙、有操作程序的工程，但曆史卻好像並不如此，至少在經濟改革領域並不如此。
在創作《激蕩三十年》時，我曾認真研讀了《鄧小平文選》，結果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實：在長達20年的治理期內，鄧小平並沒有對重大的經濟政策，譬如糧食問題、企業管理問題、產業轉型問題乃至金融問題，提出過多麼睿智、專業的建議，相反，他很少涉及於此。作為“董事長”，他與另外一位“董事會成員”陳雲相比，在經濟問題上的專業能力似乎有一定的差距，但是，鄧小平在願景上的鮮明立場無疑更為開放和市場化，這是他最了不起和迄今被人們紀念的地方。
由於在很長的時間裏，“董事會”內部對公司未來的戰略走向充滿了不同的聲音，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主張並沒有能夠得到順利的實施，這對於一位企業家而言，無疑是痛苦和危險的。在這一形勢下，鄧小平展現了東方式的智慧，他提出“不爭論”原則，宣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因而創造了一個容忍“破壞性創新”的公司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