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帕女士還參加了中華教育改進社舉行的討論會，當麵回答了中國同行的提問。
遺憾的是，作為未曾謀麵的好友，舒新城並沒有參加帕女士的上述活動。其實早在試行道爾頓製之初，舒新城就與帕女士建立書信聯係，並將中國試行道爾頓製的情況向她彙報，帕女士也不斷向舒贈送有關資料。帕女士來華之前，舒新城正在成都師範院擔任教授，為此他辭去教職（也有人說這次辭職與他遭遇緋聞有關），專程前往上海迎接帕女士。沒想到抵達上海後，他又收到一份電報必須返回南京，從而使他們失之交臂。
為了彌補這一缺憾，舒新城將他寫給帕女士的信在《晨報》副刊發表。信中談了四個問題：一、中國道爾頓製的背景；二、中國道爾頓製的現狀；三、道爾頓製在中國不如在英國那樣有結果的原因；四、幾種獻議。由於道爾頓製的相關資料較少，因此這封信是研究道爾頓製在中國的命運的一個重要材料。
舒新城說：中國的舊式學校——書院和私塾雖然組織並不備，也不符合兒童的心理需求，但是它們重視個體差異的教學精神與道爾頓製非常相似。再加上中國推行班級教學製度不到30年，許多教師對個別教學很有興趣，因此“道爾頓製很適合於中國教育者的胃口”。
舒新城還說，有了上述背景，中國的道爾頓製發展十分迅速。從1922年吳淞中學的實驗開始，三年來道爾頓製學校已經遍及全國，相關文字也流傳廣泛。但由於種種原因，“現在隻有一中學——長沙楚怡學校中學部——還在繼續用道爾頓製的方法，其餘都已停止了，小學則大多數尚在進行……”緊接著，他分析了中國不能堅持實行道爾頓製的八個原因：一是師資訓練不夠；二是教育受政治惡勢力的幹擾；三是學校的經濟不能獨立，圖書和各種教學設備不敷使用；四是出版界不能提供足夠的參考書；五是學生習慣於聽老師講課，一時還不容易改變這種習慣；六是有些教師是出於好奇，一遇困難就會退縮；七是從班級製改行道爾頓製缺乏必要準備；八是沒有全國性組織，因此大家遇到困難缺乏幫助。
在此基礎上，舒新城提出四點“獻議”，其中第三點是建議用“自學輔導”的形式，作為從班級製到道爾頓製的過渡。但是，帕克赫斯特並不同意這一建議。她認為孩子從小的習慣非常重要，因此一定要從小培養良好習慣。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舒新城雖然最早涉足道爾頓製，但是他對道爾頓製的精髓還是理解不夠。隨後，他又因為加盟中華書局而離開教育界，這就難免給人淺嚐輒止的印象。
從以上的簡單回顧中，可以發現中國在教育領域既沒有像杜威那樣的哲學家，也沒有像柏克赫斯特那樣的實踐家。這就容易使道爾頓製傳入中國以後，成為“一種盲從或趕時髦的活動”。
盡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堅持道爾頓製。比如著名音樂家周大風先生，1936年畢業於浙江鎮海靈山的道爾頓製小學。抗日戰爭開始後，他雖然隻有小學程度，卻創作了《國際反侵略進行曲》，被國際反侵略協會定為會歌。1943年，他在江西贛州創辦一所道爾頓製學校，為社會培養了不少人才。後來他根據民間音樂創作的《采茶舞曲》，不僅深受大家喜愛，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作為亞太地區優秀民族歌舞永久保存。遺憾的是，時至今日，道爾頓製及其原理已經被人遺忘，代之而來的是一種“填鴨式”的課堂教學模式和考試第一、分數至上的錯誤觀念。長此下去，無論對於個人還是社會，都是非常可悲非常可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