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4章 附編:關於通才教育(1)(1 / 3)

一 美國的通才教育

上世紀60年代,潘光旦在《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發表題為《談留美生活》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關於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美國教育是這種東西,清華實行的也是這種東西。譬如我在美國學的是動物學,特別是遺傳學,可是心理學、文學、哲學,我都念。在美國大學有這麼一個辦法,就是如果你上半年功課好,下半年就可多缺課,最多可以五個星期不上課,任你去幹什麼,不扣分。我就用上了這一條,自己去轉圖書館,逛書庫。後來轉來轉去,莫名其妙地就轉到社會學。現在則搞民族史(少數民族的曆史),已經搞了十多年了,還搞些翻譯。反正這種通才教育出來的人,特別是過去舊大學社會係出來的人,什麼都能搞一點。清華實行的是通才教育,我當時就是如此。”潘光旦早年畢業於清華學堂,後來又回母校執教,因此他與清華的感情特別深厚。清華學堂是由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創辦的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它籌備於1909年,起初叫“遊美肄業館”,附屬於清政府外交部的“遊美學務處”。1912年遊美肄業館改名清華學堂以後,仍然歸外交部管轄,成為中國教育係統之外帶有殖民地色彩的一所學校。清華學堂實行八年製教育,分中等科、高等科兩個階段,大致各占四年,高等科畢業後派往美國留學。該校1922年起改行“四三一製”,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三年,大學一年。1925年設立大學部和研究院,目的是逐步改變過去完全依賴美國的體製。1929年,清華學堂留美預備部最後一屆學生畢業,其留美預備學校的功能基本結束。與此同時,這所學校改名為國立清華大學,歸教育部管轄,正式納入國家教育體製。這意味著中國教育從此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清華大學雖然曆經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國內戰亂,但依然弦歌不斷,成為中國教育的中流砥柱,為國家民族培養出一大批優秀人才。但是自從1952年全國院係調整以後,清華大學以”蘇聯老大哥“為榜樣,砍掉所有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專業,成了一所單純的工科學校。潘光旦就是那時候被”調整“到中央民族學院的。從此,他隻有改造的義務,沒有說話的權利。盡管如此,仍然難逃”右派“厄運。我原來以為當時的潘光旦,就像他的女兒潘乃穆說的那樣,對曆次運動的批判鬥爭”采取一種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沒想到潘先生在這篇文章中仍然強調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又稱普通教育或自由教育,這說明他不但沒有放棄自由主義,反而有機會就要強調。

多少年來,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大國,世界強國,與它長期堅持通才教育有關。在我的書架上,有一本《美國校園文化》的小冊子,其中對通才教育有所介紹。

該書作者亨利·羅索夫斯基,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並在該校文理學院擔任院長達11年之久。他說:美國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特別重視通才教育。他還說,如果你進大學的目的是想得到一張職業證書,以便找到一份好工作的話,那就錯了;因為“美國的四年大學生活對多數學生來說是接受通才教育的最好機會”。

羅索夫斯基認為,通才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學生培養成有教養的人。為此,他不但為學生安排了“與專業性或技術性課程不同的、以講授全麵知識和發展全麵智能為目標的“課程設置,而且還對什麼是“有教養的人”提出五條標準:

第一,有教養的人能夠清晰準確地使用書麵語言,並具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第二,他們對宇宙和社會具有判斷鑒別的能力,並且不乏自知之明。

第三,他們不僅有豐富的知識,還有開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懷。

第四,他們經常思考倫理道德問題,並能在這方麵做出正確的判斷和選擇。

第五,他們在某些知識領域擁有較高的成就。

反之,倘若不能對學生實行通才教育,而是過早地對他們進行專業教育或者職業訓練的話,那麼他們就有可能成為一個不會進行批判性思考的人;一個缺乏鑒別能力和自知之明的人;一個孤陋寡聞、心胸狹隘、才疏學淺的人;一個不懂得倫理觀念、不講道德的人;一個沒有什麼成就的人。

仔細閱讀該書,並參看有關資料,我們不難看到美國的通才教育其實是由來已久的。早在南北戰爭時期,盡管政府製定了旨在創辦農學院和工學院的《毛利法案》,但是主張實行通才教育的卻大有人在。比如有一位大學校長就對學生們說:“你們與其說是在追求知識,還不如說是在批判的精神下進行思維活動。……進一所好的學校,最需要學到的不是知識而是藝術和習慣。”這其實是對專才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最好批評。到了19世紀晚期,由於受德國教育製度的影響,通才教育在美國有了長足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人們更是把通才教育視為製止戰爭的有效途徑。戰前,有識之士就明確指出:實行通才教育可以使學生獲得謙虛、仁慈和幽默等美德。他們認為,由於謙虛要以知識為先決條件,仁慈是對人性的深刻尊重,幽默需要過人的智慧,所以通才教育對於猖獗一時的法西斯主義是最有效的抵製;對於“把自己吹噓成神仙,把他們淺薄的想法說成是神聖的啟示”的獨裁統治之流,是最有效的抵製;對於企圖扼殺人性,以便讓人民在國家機器中淪為工具和奴隸的陰謀,也是最有效的抵製。戰後,一位著名的語言學教授指出,通才教育的最大作用就是“生活目標的文明化,情感反應的純靜化,……對事物本質理解的成熟化”。他甚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