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能夠解決普通教育（即通才教育）的問題，我們就肯定能夠免除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就提醒我們，當一個國家陷於專才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狹隘境地之時，人格的委瑣、思想的委頓和精神的萎靡，恐怕就在所難免了。百年大計，教育為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從這本書中我又進一步看到，通才教育是守護精神家園、影響社會進步的頭等大事。
話說回來，上述潘光旦的話是1965年講的。鑒於當時語境，他雖然不能直抒胸臆，但還是從個人經曆的角度闡明了通才教育之必要。其實，在那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文革”前夕，說這種話是要冒很大風險的；但是為了讓青少年了解豐富的世界，體驗多彩的人生，擺脫”機器“的命運，他已經顧不上這些了。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潘先生是1967年去世的，可見讓清華大學早日恢複通才教育傳統，是他晚年的一個心願。
無獨有偶，到了1981年馮友蘭在回憶清華大學往事的時候，也念念不忘通才教育的傳統。他說：“當時教授會經常討論而始終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是大學教育的目的問題。大學教育培養出來的是哪一種人才呢？是通才呢？還是專業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應在課程設置方麵要求學生們都學一點關於政治、文化、曆史、社會，總名之曰人文科學。如果是專業人才，那就不必要有這樣的要求了。這個分歧，用一種比較尖銳的提法，就是說，大學教育應該是培養‘人’，還是製造‘機器’？這兩種主張，屢次會議都未能解決。後來，折中為大學一二年級，以‘通才’為主，三四年級以專業為主。”究竟是培養“人”，還是製造“機器”？這不僅是清華大學，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教育始終在探討的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國人就會繼續喪失思考和創造的能力，甚至淪為會說話的工具，任人驅使的奴隸。近年來，盡管我們對1952年院係調整開始有所反思，清華大學也正在改變單純工科大學的形象，但是大家對通才教育的認識，還遠遠沒有達到馮友蘭這樣的水平。更要命的是，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的教育仍然實行“大一統”的管理模式。再加上整個社會長期被金錢第一、專家至上、高速發展等急功近利的觀念困擾。這就使“人”的培養大受影響，“機器”的製造仍在繼續。為此，回顧一下當年清華大學的通才教育傳統，應該有助於這個問題的解決。
二 通才教育的倡導者梅貽琦
說到清華大學的通才教育，梅貽琦是最有力的倡導者。梅先生字月涵，1889年生於天津。他早年就讀於南開中學的前身“嚴氏家塾”和敬業學堂，20歲時以優異成績考取第一期庚款留學生，赴美國專攻電機工程。
學成後返回清華任教，並擔任教務長、校長多年，直到1948年底才被迫離開北平。
俗話說“賣什麼的吆喝什麼”，作為學有所長的專業人士，梅在學校裏倡導專業教育，也是人之常情。何況實科教育即專業教育，乃是20世紀中國的一大主題。據我所知，在1929年製定的《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中，就有“大學及專門教育，必須注重實用科學，充實學科內容，養成專門知識技能”的規定。（《中華民國教育法規選編》第46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1933年，國民黨中央又頒布《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也把“學生應切實理解三民主義的真諦，並且有實用科學的知能”，作為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同上，第52頁）在這種方針政策的指導下，“國民政府……限製文科的招生人數，以鼓勵更多的學生學習自然科學和工科”（《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第44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也就“理”所當然了。
梅貽琦是1931年擔任校長的。為了糾正上述偏頗，他上任不久就告誡學生：”有人認為學文學者，就不必注意理科；習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見似乎窄小一點。學問範圍務廣，不宜過狹，這樣才可以使吾們對於所謂人生觀，得到一種平衡不偏的觀念。對於世界大勢文化變遷，亦有一種相當了解。如此不但使吾們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務方麵亦可以加增效率。這是本校對於全部課程的一種主張。盼望大家特別注意的。“（《梅貽琦教育論著選》第17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年，他在開學典禮上以“教授的責任”為題發表講話。在這次講話中，他委婉地批評了有些學生熱衷於開會、宣傳之後，又誠懇地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僅僅在建築設備方麵之增加，而實在教授之得人。……吾認為教授責任不盡在指導學生如何讀書，如何研究學問。凡能領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能指導學生如何做人，因為求學與做人是兩相關聯的。凡能真誠努力做學問的，他們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懶，不作偽，故其學問事業終有成就。”（同上，第24、25頁）。近年來國人對梅先生“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名言早已耳熟能詳，但是很多人並不明白大師乃是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通人，這種人隻有通才教育才能培養出來，才能發揮其作用。然而，我們的通才教育在哪裏呢？多年來人們不斷呼喚大師，渴望諾貝爾獎，卻不知道沒有通才教育，怎能有大師出現，更不要說諾貝爾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