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年，梅又在開學典禮上說，聽說今年的新生大多數願意學理工科，”這大概是因為社會方麵近來注重理工之故。理工為實用科學，固宜重視，但同時文法課程，亦不宜過於偏廢“。他介紹說：為避免新同學在選修專業時有“匆率勉強之弊”，學校決定今年入學的”一年級新生並不分院係（工院除外），大家在初入校時，可不必即決定入何係，最好在此一年內細細體察自己誌趣所在，性之所近，究習何科較為適當，然後再決定“。（同上，第52頁）這種設想在當時不算什麼，但是放在今天卻是空穀足音。與那時的學生相比，我總覺得現在的青少年可憐得很：且不說初中畢業後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好一點的也隻能去職業高中接受專門訓練；也不說為了適應高考，進入高中後又要麵臨學文科還是學理科的命運選擇；單說考大學的時候，要在眾多的學校和無數的專業中填報誌願，就讓人無所適從。於是所謂誌願就有點像押寶，其參照係往往是什麼樣的專業在畢業後好找工作；至於個人的誌趣所在，性情所近，則幾乎不加考慮。
這種拉郎配式的誌願選擇，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幾乎沒有兩樣。
到了1941年，為慶祝清華建校30周年，梅校長又在《大學一解》中進一步闡述了他的主張。文章說，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格可以分為“知、情、誌”三個方麵。但如今的教育卻隻是注重“知”的灌輸，不重視“情”與“誌”的培養，再加上學校課程太多，學生壓力太大，學校生活不利於人格修養，這就導致“習藝愈勤去修養愈遠”的狀況，造成隻知隨聲附和、人雲亦雲，不敢力排眾議、自作主張的局麵。在這種情況下，學校裏“每多隨波逐浪（時人美其名曰’適應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輩”，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這篇文章中，梅還反複強調“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古訓，並反駁了“大學期間……應為通專並重”的折中主張。
他說，大學教育之所以“應在通而不在專”，應以“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是出於以下一些考慮：第一，生活大於事業，事業不過是人生的一部分；第二，通識是一般生活的準備，專識是特種事業的準備；第三，從社會需要來看，也是“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第四，如果讓沒有通識基礎的專家治理國家，其結果不是“親民”，而是擾民（這一點具有震聾發聵的作用）。基於以上理由，他提出專才教育，必須改革；通專並重，“窒礙難行”；“通重於專”，方為上策。（同上，第99頁至第109頁）難怪有人要說，這篇文章既是梅貽琦教育思想的代表作，也是對當局“目光短淺”（朱自清語）的教育方針的公開發難。（《梅貽琦與清華大學》
第84頁，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1943年，梅貽琦又在《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一文中再次強調：
“大學教育畢竟與其他程度的學校教育不同，它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農等學院所要培植的是這幾個方麵的通才，甚至於兩個方麵以上的綜合的通才。他的最大效用，確乎是不在養成一批一批限於一種專門學術的專家或高等匠人。”把專家貶為“高等匠人”，好像不大好聽，不過比起馮友蘭的“機器”之喻，還算客氣。梅又說，“我認為目前的大學工學院的課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課程而論，工學院所能造就的人才還夠不上真正的工程師”，更不要說培養工業方麵的領袖人才了。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要養成這種人才，“於工學本身與工學所需的自然科學而外，應該旁及一大部分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旁及愈多，就會使受教育者愈博洽，愈有能力。所以“真正工業的組織人才，對於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於一切的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嚴格的自然科學的認識倒是比較次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