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素有“工程師的搖籃”之譽，但是按照梅校長的標準，許多人恐怕很難勝任。基於上述思想，梅主張”要造就通才，大學工學院必須添設有關通識的課程，而減少專攻技術的課程。“（《梅貽琦教育論著選》第184、185頁）需要指出的是，這篇文章緣起於一家報社的約稿，梅先生答應下來後，因公事太忙，無暇顧及，隻好擬出提綱，請當時的教務長潘光旦代筆。為此，我們不妨看看潘先生在這方麵還有什麼高見。
三 通才教育的推動者潘光旦
在清華大學，潘光旦是通才教育的積極推動者。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四卷第205頁，有一個小標題是“通才製造所——社會學係”，其中有這樣一段話：“潘光旦教授的人文思想較他的優生學更為有名。他的治學原則是通，而這’通‘的原則又歸究到人。人的人格有三方麵：通性、個性、性別。這三方麵要得到均衡的發展，人格才算完善。通才教育的目的無非在此。他說：‘難道人生的最後目的就隻在做主義的忠實信徒麼？’”抗日戰爭中，潘光旦在《自由、民主與教育》一文中說：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個人要自由，社會也要自由，“不過社會的自由終究是建築在個人自由之上”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在一個”百分之一是獨裁者，而百分之九十九是順民“的國家裏，要維持長治久安是不可能的。這讓我想起胡適說過的一句話，大意是：千萬不要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隻有爭取你們個人的自由，才是為國家爭自由！既然如此，怎樣才能獲得個人的自由呢？文章認為這正是各級學校、特別是大學教育的任務。但事實上我們的學校卻不是這樣，那些職業技術學校姑且不論，就連大學也成了造就高級匠人的場所。潘先生感慨地說：如果”舉世全是匠人，而沒有幾個通人“，那種錙銖必較、乃至同室操戈的局麵就在所難免了。
這話又讓我想起愛因斯坦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嚴厲批判。愛因斯坦說：“達爾文的生存競爭以及同它有關的選擇的理論，被很多人引證來作為鼓勵競爭精神的根據。有些人還以這樣的辦法試圖科學地證明個人競爭這種破壞性經濟鬥爭的必然性。但這是錯誤的，因為人在生存競爭中的力量全在於他是一個過著社會生活的動物。正像在一個螞蟻窩裏的個別螞蟻之間的交戰說不上什麼是為生存所必需的，人類社會中各個成員之間的情況也是這樣。”也就是說，在一個健康的社會，人們是有能力消解競爭、避免弱肉強食的。不幸的是如今國人仍然把競爭奉為社會生活的鐵則，這就使社會結構喪失彈性，人際關係極度緊張，通才教育的長期缺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愛因斯坦還說：“另一方麵，我也要反對認為學校必須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後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這種觀點。生活所要求的東西太多種多樣了，不大可能允許學校采取這樣的專門訓練。除開這一點，我還認為應當反對把個人當作死的工具來對待。學校的目標始終應當是：青年人在離開學校時，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照我的見解，在某種意義上，即使對技術學校來說，這也是正確的，盡管技術學校的學生將要從事的是一種完全確定的專門職業。發展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的一般能力，應當始終放在首位，而不應當把獲得專業知識放在首位。如果一個人掌握了他的學科的基礎理論，並且學會了獨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會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種主要以獲得細節知識為其培訓內容的人來，他一定會更好地適應進步和變化。”多年來，我們總以為愛因斯坦是一位單純的物理學家，以為他是學有專長的楷模，孰不知他也是主張通才教育的。
話說回來，在那篇文章中，潘光旦還闡述了教育與民主的關係。他說：從教育的立場看，唯有一個民主的政治環境，才能孕育出真正自由、通達的教育：從政治的立場看，唯有自由、通達的教育，才可以造成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可見中國政體改革舉步維艱，貪官汙吏有恃無恐，社會風氣日益惡化，也是通才教育長期缺位、民主政治難以推行的結果。怎麼辦？我以為就教育而言，潘先生提出的四項改革措施可資借鑒：第一要盡量減少國家對教育的幹涉統製，第二要嚴格區別宣傳與教育的界線，第三要在大學增加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尤其是人文科學等公共課程，第四要對技術教育進行修正。其中又以前兩點尤其重要。這些話在介紹潘光旦的教育主張時已經有所征引，之所以再次提及，是因為作者把通才教育的問題與民主自由聯係起來，是極有見地的。
此外，潘光旦還在《再論宣傳不是教育》中批評了專業教育。他說：
專業教育本來是重實驗、重證據、教人懷疑的，接受專業訓練的人應該養成態度嚴謹、不肯輕信的學風。不幸的是這種訓練並沒有建立在通才教育的基礎之上，這就使專業人才一旦離開自己熟悉的領域，就連普通人應該具備的常識也沒有了。不僅如此，有些專門人才甚至像潘光旦在《說有守有為》中譏諷的那樣，當他要對社會問題發表意見時，不是獨立思考，直抒胸臆，而是“開口閉口地讚美‘大時代’，歌頌‘現階段’，千方百計地想迎合‘潮流’”。這種現象，簡直是人格破產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