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潘光旦還寫過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題為《論教育的更張》。
文章說，“社會生活的一個基本條件是分工合作”，這也是專業教育的主要依據。但是我們要問，人究竟是為了分工而存在呢，還是在此之外還有其獨特的價值呢？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他以螞蟻為例，說螞蟻的分工是一種本能，而人的發展卻有無限的可能性。假如我們教育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讓學生像螞蟻似的，訓練他的某一種能力，那麼這個社會就會變成一個非人非“螞”的世界。
文章還說，普通教育的出發點是以每一個人為目的的，如果過早地把學生納入一個狹窄的專業範圍之內，就不僅不能顧及人的共性，還會扼殺人的個性。這樣的人隻能“是一個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
為了避免這種後果，普通教育所追求的是“共通基礎”，它與工廠所要求的“同樣標準”截然不同。前者是為了向學生提供多種多樣的可能性，後者卻是要把產品造成一模一樣的類型。文章認為，專業教育所造就的專家除了一技之長外，還有很多短處。但是不少人卻因為有一技之長，就非常自負。於是這種人越多，合作就越困難，衝突也越多，“國家的和諧康泰越不可問”。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還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的教育就理工農醫而言十有九是訓練，就文法而言十有九是宣傳，就學生本身而言十有九是模仿。對於這種狀況，他有一個很深刻的比喻：馬戲班子訓練各種動物，讓它們模仿人的行為，是為了賺錢；如果我們的教師也幹起類似的勾當，那就和馬戲班的老板差不多了。他還說，就是訓練和宣傳，也未必多多益善：腳掌上的皮繭固然能越磨越厚，但是要想讓其他地方的皮膚也磨出老繭來，恐怕下十倍的功夫也是枉然。更何況，過度的宣傳和訓練還能引起疲倦和反感，其結果很可能適得其反。
潘光旦認為：“自由社會必須由自由的人組合起來，而自由人格的產生端賴一番普通教育的努力。不通就無法自由，不普則自由人格的數量便無從增益，而自由社會也就組合不起來。普通教育的基本依據就是每一個人是整的，是有機而自動的。唯有完整、有機而自動的個體才有自由的可能，而普通教育便是使可能者成為事實的一種手段。”該文是在清華大學社會學係吳景超教授主編的《新路》雜誌發表的。
與此同時，《新路》還刊登著名教授吳澤霖、周先庚、樊際昌的討論，其中又以樊的意見最有啟發性。樊說：教育究竟是幫助一個人去尋求他感興趣的生活呢，還是應該由少數人按照一個空洞的理想，製定一個抽象的社秩序，然後強迫學生就範呢？這既是潘先生提出來的一個問題，也是近代教育哲學裏的基本命題。倘若那個先決的社會秩序是人類公認的，倒也罷了；“但事實是每個國家，以及每個國家裏的每一個黨、每一個派都在提出不同而甚至互相衝突的社會秩序”。在這種情況下，假如每一種社會秩序都要強迫他們的兒童和青年去迎合、去適應，其結果隻能是許多具體的活潑的個人被摧毀，被虐殺，並造成一個四分五裂的世界。寫到這裏，我仿佛看到20世紀上半葉血戰前行的曆史，一場接一場的戰爭就是在那空洞理想的指導下，為建造抽象的社會秩序而形成的。
樊先生還指出：“或有人說，一個理想的社會秩序，是人類努力的標準，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缺乏這種理想，也就不會有文明的社會。我們的答案是，這種理想必須先尊重個人的存在，必須以個人為目的而不以個人為工具。在任何以個人為工具的社會秩序裏，隻有人格的被摧毀，而不會有人格的自由。又有人說，今日這種悲慘局麵的造成，不全是教育的責任，政治經濟的措施幾乎有壓倒性的力量。使教育無能為力。這是推諉責任者的看法，是迷信‘社會化’‘製度化’等空洞名詞者的看法。在他們的眼光中，具體而囫圇的整個人格並不存在。”按照這一觀點，不論你有什麼樣的理由、特點或特色，包括曆史背景、文化傳統、民族習慣、社會風俗、國家體製、經濟製度、國民素質、地理位置等，我們的教育都應該以人為目的，否則這就不是一個“人”的社會。
四 清華園裏的一場討論
上述討論是有其深刻曆史背景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哈佛大學的教授們提出過一個報告，題為《一個自由社會中的普通教育》。
這份報告是在反思戰爭、反思人類曆史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那裏的教授們發現，多年來過分強調社會分工和專業教育，有抵消人類合作、增加社會衝突的可能，人類社會的階級鬥爭乃至法西斯戰爭由是而生。這不僅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破壞，也對民主自由構成極大威脅。他們認為，自由社會必須由自由的人組成，每個人都是一個完整的、有機的、自動的個體，唯有充分尊重這個事實，人們才能獲得自由。基於這一認識，他們提出自由人格的產生，有賴於普通教育的努力。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普通教育強調的是“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達。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會大大增加；不“通”，就無法獲得真正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