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馮友蘭的相關演說
抗日戰爭勝利後，馮友蘭應邀去美國幾所大學講學，對美國學術界和教育界的動向比較關注。他是1948年上半年回國的。6月10日，清華大學自治會舉辦有關教育問題的學術報告會，從美國歸來不久的馮友蘭在會上發表《論大學教育》的演說。
我注意到，這篇演講稿好像未被收入馮氏《三鬆堂全集》，秦仲德在《馮友蘭先生年譜簡編》中也沒有提到此事，所以有必要詳細介紹一下。
演講中馮先生談了兩個問題：一是大學的性質，二是教育的目的。關於前者，他說大學不是職業學校，不是宣傳機關，也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個科室，而是一個傳授知識的教育部門，一個追求真理的研究單位，一個“獨立的，不受任何幹涉”的專家集團。這些話看似簡單，卻包含著學術、教育要自由獨立的深義。至於後者，他認為大學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人”，而不是要把人訓練成工具或機器。在這方麵，大學與職業學校有明顯不同。馮先生說，職業學校重在“有用”，它訓練出來的學生可能有一技之長，或者有某種“特殊技能”；但如果以為這就夠了，那麼我們的學生就會像茶杯可以盛水、板凳可以坐人似的，隻能是一個“器”，而不是一個真正的人。
在這次演講中，他還對“人”是什麼、如何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做了通俗易懂的解答：“所謂‘人’，就是對於世界社會有他自己的認識、看法，對已往及現在的所有有價值的東西——文學、美術、音樂等都能欣賞，具備這些條件者就是一個‘人’。”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指出，大學教育除了給人專業知識以外，還應該讓學生養成一個清楚的頭腦，一顆熱烈的心。隻有這樣，他才可以對社會有所了解，對是非有所判斷，對有價值的東西有所欣賞，他才不至於接受現成的結論，不至於人雲亦雲。
馮先生還說，大學教育的目的之所以應以“君子不器”為準則，主要是基於以下兩個原因：第一，人類不僅僅是麵臨吃飯、穿衣等“有用”的問題，也就是說除了吃飯、穿衣之外，人類還有許多其他需要；第二，許多知識和學問對於人生的作用，在短時間內是看不出來的，有些甚至永遠也看不出來。強調“有用”，其實是無知的表現。再說，許多“有用的學問已有職業學校及工廠去做了”，這就更需要我們的大學去研究那些看似無用的知識，傳授那些好像沒有出路的學問。在談論上述問題的時候，這位哲學家還不無幽默地說：按理說學校訓練出來的人一定是會做事的，然而學哲學的能做什麼具體的事情呢？“世界上有各種職業學校，就是沒有‘哲學職業學校’！”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一個月以前，即清華大學37周年校慶之際，馮友蘭曾在《清華的回顧與前瞻》中說：“清華大學之成立，是中國人要求學術獨立的反映。在對日全麵戰爭開始以前，清華的進步真是一日千裏，對於融合中西新舊一方麵，也特別成功。這就成了清華的學術傳統。”他還說：“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麵的變化如何，我們要繼續著這個傳統，向前邁進。”（《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第324、325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沒過多久，清華園就隨著政權的易手而發生巨變。在此期間，馮友蘭以校務會議主席的身份完成了交接任務。那時他恐怕不會想到，僅僅過了兩三年，這座具有光榮學術傳統的清華園竟變成了一所單純的工科大學，那場培養“人”還是製造”機器“的討論，也以後者占據上風宣告結束。
不知是有意還是巧合，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愛因斯坦為《紐約時報》撰文說：僅僅“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要使學生對價值有所理解並且產生熱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須獲得對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鮮明的辨別力。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隻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310頁）盡管如此，清華大學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上了“以俄為師”的道路。於是，老清華的消失，包括清華傳統的淪喪和通才教育的失敗，也成了馮友蘭一塊最大的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