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封信中，梁啟超還對二女兒梁思莊說：“專門科學之外，還要選一兩樣關於自己娛樂的學問，如音樂、文學、美術等。……你本來有些音樂天才，能夠用點功，叫它發榮滋長最好。”他還說：“做學問原不必太求猛進，像裝罐頭樣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見得便會受益。我方才教訓你二哥，說那‘優遊涵飲，使自得之’，那兩句話，你還要記著受用才好。”用這個標準來衡量我們那急功近利的填鴨式教育，不是也頗有啟發嗎？
七 吳大猷談通才教育我
過去以為，隻有大陸教育曾放棄過通才教育。最近讀《吳大猷文錄》（《大科學家文叢》之一，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看到這個問題在我國台灣也曾出現，隻是由於吳大猷等人及時發現並全力倡導，才有延續。吳大猷是楊振寧、李政道的老師，他在海外工作多年，於國際物理學界享有盛譽，他的話對於那些把海外學者（包括“海歸派”）看得比本土學者更吃香、把自然科學家（包括技術專家）的意見看得比人文學者更重要的人來說，也許有較大的說服力。
吳大猷出身於廣東番禺一個書香世家。他幼年失怙，十幾歲隨伯父去天津求學，22歲畢業於南開大學，因為學習成績優異，在老一代物理學家饒毓泰和葉企孫推薦下，獲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資助，赴美國密歇根大學深造，成為我國曆史上第三位理論物理學博士。學成回國後，他先後在北京大學和西南聯大任教，培養出楊振寧、李政道、黃昆、馬仕駿、郭永懷、馬大猷、虞福春等一大批優秀物理學家。楊振寧和李政道曾在許多場合談到吳先生對他們的影響，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以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向恩師報喜、致謝。
抗日戰爭勝利後，吳大猷長期旅居海外，先後在美國密歇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和加拿大國家研究院從事教學研究工作。直到60年代後期，他才定居台灣。回到台灣以後，他看到島內大學的學科設置越來越細，學生的知識麵越來越窄，而人們對專業教育和職業訓練卻趨之若鶩，以為隻有這樣才能搶得先機，出人頭地。這使他深感憂慮。於是，他利用一切機會大聲疾呼，希望盡快改變這種局麵。近年來大陸在重理輕文、重應用輕理論方麵，與六七十年代的台灣頗為相似，因此看一看吳大猷當年的議論，可以讓我們有資借鑒。
吳先生首先從樹立正確的科學觀入手，來糾正人們認識上的失誤。
1976年6月，他以《科學技術與人類文明》為題，在《民族晚報》發表文章說：科學的要義是追求真理，科學的內容不僅包括知識，還包括智慧，“是‘知識和智慧’不可分的一體。片斷個別的知識，如缺乏了各種知識的融會關係，則不構成科學”。可見對於任何人來說，假如他受的教育太狹窄太專門，就隻能掌握一些“片斷個別的知識”，而不會通過了解科學的全貌來增長智慧。這種人很可能是一個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書簏，或者一台隻會工作不會思考的”機器“。
針對人們過分看重實用的傾向，他告訴人們，科學家投身科學的目的，不是為了“有用”，而是為了尋求真理。人類曆史上許多重大發明，都來源於純粹的求知，而不是為了實用。另外，針對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已經存在的鴻溝，他提出三點意見：第一，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必須“有一個人文與科學合一的文明”；第二，在科學界與非科學界之間，必須溝通思想經常交流；第三，要達到這種溝通與交流，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