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解構的價值與品性
建構與解構尚屬於新詞，古代未有的詞。但古代雖然沒有建構這樣的用語，卻有這樣的事實。解構則既沒有這樣的詞語，也沒有這樣的事實。照理說，既有建構就有解構，為什麼說沒有解構的事實呢？因為現代意義上的解構，都屬於非暴力性行為，它作為一種觀念，一種精神，一種見解，一種文明，不是用暴力的形式，去解構這社會，而是用非暴力的形式，去解構這社會，而是用非暴力的形式，顛覆傳統、逆轉思維、消解權重、重組位序，以而促使這社會的自我改變。古代文化結構或社會的解體，很少有用非暴力形式的。毛澤東有言，“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倒”。灰塵都不會自己跑掉，一個王朝的統治者他能自己跑掉嗎？西周事久遠矣，無從細考，自周幽王烽火戲諸侯開始，有哪一朝哪一代的統治者，是自己跑掉的嗎？沒有，可以說一個也沒有。灰塵既然自己絕不跑掉，沒辦法，隻能掃了。用竹掃帚掃，不行，用鐵掃帚掃，也不行，就幹脆以刀殺，以火燒之。隻有使用真刀實彈，硬讓其“跑掉”不可，倘若“頑抗到底”，隻有“死路一條”。解構是西方現代文明條件下產生的，它需要三個必要的基礎性條件。首先，要有民主製作保障。人類有史以來，唯有民主體製才能自行調解，也就是說，解構觀念對於民主體別才有意義，對於專製體製毫無意義，不僅毫無意義，而且十分危險。隻要人家不愛聽你的，隨便給你來個什麼罪名，就夠你受。其次，解構需要相應的和平環境。雖是民主體製，沒有相應的和平環境，那條件也不成熟。英、美國家，民主製度形成早矣。英國光榮革命之後，就屬於民主國家。美國從建國開始就屬於民主政體，到了南北戰爭之後，其民主化進程又有新的發展。但帝國主義時代雖是民主國家，也處在世界激烈競爭的大框架內，對內，階級矛盾突出，對外，國際矛盾激烈，而且這些矛盾，不是用和平手段可以完全平息的，或者用非暴力手段可以真正解決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然造成巨大的傷亡，但人類似乎並未覺醒，於是又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樣的條件下，解構觀念不大可能產生，就是產生了也屬於空想之列。第三，現代文明水平尤其是科技水平也對解構觀念的提出提供了助力。雖然，西方解構主義者對於現代科技持反對態度的居多，他們的解構對象，就包括科學文化在內。不這樣不能體現解構者的品性。但這不說明，解構與現代科學、技術是完全對立的，其實這二者都是現代文明的產物，但它們之間確有強大的張力。沒有現代科學、技術，“解構”的出現缺少催生劑，沒有“解構”現代科學、技術也缺少必要的理論監督，尤其是批判性質的理論監督。以上三個條件——在我看來主要是三個條件為解構觀念提供了基礎，但這隻是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則是更重要的方麵，是西方民主製，西方現代文明，西方現代科學、技術還存在問題——它並非沒有問題，而且有很大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的存在，又為“解構”思想提供了解構的前提與可能。從這個角度說，解構不是空穴來風，不是無事生非，不是閑得發慌，不是患社會“更年期”症，而是有的放矢，有備而來，因其不平而鳴之，而且越鳴越有針對性。西方社會的這些問題，例如霸權主義文化問題，經濟失調問題，理性僵化問題，弱勢人群與邊緣人群問題，科學的負麵作用問題，凡此種種，都是這個時代特有的問題，或者說這個時代必須特別關注和解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和傳統問題的解決，具有性質的不同。這不是用大炮可以解決的，也不是僅僅用麵包就可以解決的，更不是用傳統的理念與方式可以解決的。舉個例子說，弗洛依德遇到的問題，也許古已有之，但用古來的方法，肯定解決不了弗氏一生所關心的問題。用禮教能夠解決“心理分析”問題嗎？用神學例如基督教神學能夠解決“心理分析”問題嗎？用笛卡爾哲學可以解決心理分析問題嗎？用尼采的超人理論可以解決精神分析問題嗎？用斯大林的計劃經濟理念可以解決精神分析問題嗎？都不能。雖然都不能解決問題，但這問題確實存在。而且因為人們的社會生活達到了一定的水平，也因為人類的文明追求達到了一定的水平，所以昔日不成問題的問題，到了今天就真的成了問題。而且這些問題的解決，用掃帚掃灰塵的方法是絕對不行的。你可以掃走日本鬼子，也可以掃走蔣介石的軍隊，但卻不能用這樣的方法掃走人的心理障礙。解決這個問題，大約在更好的辦法之前，隻能依靠心理分析。然而，這隻是舉例。實際上，“解構主義”比精神分析要後現代得多。對於解構主義來說，心理分析的大師們都是老前輩了，他們中的許多理念，不但已經顯得有些“古老”而且也已成為解構的對象。我舉這個例子隻是說明，解構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出現的新的文明方式與理念。它的作用就是要把人類文明推向一個新的層次，雖然解構主義者也許不喜歡這樣的語言，也不喜歡這樣的思維。他們說的隻是他們想說的，他們並非沒有理性，但並不習慣又很厭惡對於未來的所謂理性的設想。我喜歡解構這個工具，但我不喜歡把理性全然放棄，這一點，留待後麵再講。
6.解構的矛頭所向
解構的矛頭所向，應該說恰與結構主義式的立場不合，他們反對的正是這種規律性的理性觀念。他們認為，理性已成為束縛人的自由的桎梏，人既是自由的，就不能也不該盲目服從於某種理性，即使這理性聽起來很有道理，很有魅力，起過很巨大的曆史作用。但理性再大，不能大於人，理性一旦成為人的統治者，那麼，就該成為解構的對象。隻是站在我們東方人的角度看，這種解構理性的解構，其實也還有相應的理性在。那麼，就從小對理性的解構談起。笛卡爾講“我思，故我在”，這無疑是一個極好的命題——尤其是相對於他的那個曆史時代而言。中世紀歐洲，一切服從於上帝——太可怕了。但打破上帝的統治，隻靠口號不行，隻靠科學都不行，還需要取代宗教原有位置的哲學，於是，天生笛卡爾，笛卡爾也不負曆史使命，他的哲學的邏輯起點，就是“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 這命題不能成立便罷，如果能成立，那麼上帝的地位便受到了衝擊。這顯然不是猛烈炮火的衝擊，而是來得更其深刻的衝擊。基督教觀點，上帝造人，唯上帝可以造人。但笛卡爾說，這要經過我的考慮，我如果不思考——我思，那麼我不能認定我是否存在。我甚至不知道，我是不是一個夢，或者是不是一個活體，或者是不是一個存在。連存都成了問題，上帝造人不造人又怎麼能知道呢？笛卡爾的哲學，其對神學統治的意義在此，而他的這個命題，顯然與那個時代的科學技術十分合拍，與他那個時代的理性追求十分合拍，也與那個時代的理性文明十分合拍。但300多年過去了，時代不同了。如果今天的人們，隻知道“我思，故我在”，甚至人人都依然以“我思，故我在”這樣的方式思維，那就沒必要了。在後現代這裏，固然可以“我思，故我在”，同樣可以“我在，故我思”，還可以“我在，故我愛”，還可以“我在，故我痛”，還可以“我在，故我夢”，甚至“我思，故我思”，或者“我在，故我在”。七顛八倒，有何不可；八倒七顛，趣味多多。他們沒有的壓力，他們也沒有大批判的壓力，也用不著那麼深邃無邊的思索；在解構主義麵前，所謂大批判等等無異於愚昧和起哄。他們不大使用邏輯分析，即使分析得頭頭是道，在他們眼中，也不過是自作多情，連聽都不願意聽的。總而言之，他們對於理性的輕蔑和否定，不是怒發衝冠式的，不是摧古拉朽式的，也不是一腔熱血式的，甚至不是鄭重其事式的，它在自說自話之中，或者在東拉西扯之中，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至少它自己認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對這樣的行為何以名之？名之解構。不但要解構理性，而且要解構體係。其實理性與體係是相互關聯的，大體說來，理性時代的思想家，哲學家，乃至文學家，科學家，都要給自己的作品確立一個體係；連體係都沒有，算什麼理性呢？但“體係”不合解構者的脾胃，理性都不能容忍，體係就更是多餘的了。對體係的攻擊，不始於解構主義。16世紀以來，最講體係的民族乃是德國人；最癡迷體係的哲學家，乃是德國古典哲學家，而其中集大成者就是黑格爾。黑格爾把它的哲學體係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然而極至約等於荒謬。因為荒謬，費爾巴哈要批判他，馬克思要批判他，叔本華要批判他，叔本貨以後的哲學家幾乎個個都批判他。但批判與批判也有區別，他們或者以新體係批判黑格爾的舊體係，或者並不建設自己的新體係，但有自己的新理念，就以這理念與黑格爾所代表的體係作對。體係時代，到20世紀，其實已經過去了，不但哲學的體係時代過去了，文學的體係時代也過去了，連科學的體係時代都過去了，至少是經典時代的體係已不能包容和解決新問題。舊數學體係不能解決新的數學問題，所以才有“第三次危機”；舊物理學不能解決新的物理學問題，所以才有相對論。但相對論也不能解決一切問題，比如量子力學問題，愛因斯坦與玻爾才發生爭論，而且這爭論終愛因斯坦一生也沒有解決，直到今天也沒完全解決。體係時代過去，批判體係的人有些揚眉吐氣。但對傳統體係最不能容忍，對反體係的體係都不能容忍的則是解構主義者。正像反理性主義的非理性主義者們，我們中國人讀他們的書，覺得他的一方麵反對理性，一方麵又在發展自己的理性，把反理性講得頭頭是道，終於講成了理性。這方式多少有點以毒攻毒的味道。解構主義者全然不是如此，他們不但完全離開舊的基礎，不但反對那內容，而且反對那形式。我們讀解構主義的書，知道他們是真正沒有體係的思想家。不但沒有體係，而且也不喜歡更不講究學術傳統，甚至沒有一定的研究方向。古典學者，也有大博學者，一人懂得多門學問。解構主義者中，也有博學的人，都頗有些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意思。他們的研究是全新的，全新的方式，全新的領域，他們的研究的內容往往是傳統學者所不屑一顧的，或者從不重視的。但他們就是要把它們發掘出來，而且這些似乎與傳統學科無關的內容，卻起到了一架巨大掘土機的作用，旁敲側擊，別出衣裁，狂挖牆角，斜刺殺來。它雖然沒有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組建強大的團隊，如萬炮齊發，使被攻擊的大廈搖擺欲墜，卻可以使被攻擊者的神經高度緊張，從而還沒正麵交手，就已經露出敗相，自亂陣腳。解構主義者，內部矛盾重重，而且不但解構者與解構者有矛盾，就是自己都和自己有矛盾。甚至由於關注點的變化與時間的推移，難免“前言不搭後語”，以吾之矛攻吾之盾，但這並不構成解構者的自我危機感，反而增加了他們自由的品性和變化的快樂。在他們那裏，絕不追求所謂前後一律，也不追求完美無缺，他們本就不顧忌什麼缺點不缺點，他們關心的隻是自己的見解的發表，並且為自己所關注的內容做了點什麼，新添了什麼。缺點等等，沒空管它。傳統學術體係，碰到解構者的攻擊，如同大象碰到老鼠，大象雖然是龐然巨物，在老鼠麵前也不能不時刻提防著自己的鼻子。鼻子，那可是大象的“軟肋”呀！解構主義者又是權威的反對者。在解構主義到來世界上本沒有什麼權威；權威等等，不過是些謊言罷了。權威：誰是權威？什麼權威？政治權威嗎？軍事權威嗎？學術權威嗎？藝術權威嗎？都沒存在的必要。政治權威當然是最懂政治的人，因為他比別人落得都多，而且那意見雖不見得永遠正確，至少正確率超過常人，所以才是權威。但這樣的權威，其實從未有過。可以有政治家，但政治家不能代表一切人，更不能代表所有時期。政治家既不能代表一切人，人們就不該把自己的權力交給某位政治家去全權處理。那種把自己的權益交給某個人的曆史教訓是太慘重了，其結果，不但害了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害了幾乎所有交權的人，同時也害了這政治家本人。政治家，可以稱家，但他總是有局限的。因為他有局限，所以美國人對總統的任期才有限製，而且曆史證明，就是當選的美國總統中，傑出的有，平庸的也有！而且兩相比較，好像平平常常、沒什麼作為的總統還要更多些。就是那些傑出的總統，也有自己的局限，既有學識方麵的局限，還有其他方麵的局限。身體不行，久病不癒，結果死在任上的總統都不止一位。政治未可神話，政治家更不可神化，有人神化，就該有人解構，把他的神化麵目顛覆，看看背後到底是什麼貨色。政治家不能神化，專門家也不能神化，所謂學術權威雲雲，也是解構的對象。不是說沒有權威，而是說沒有全能的權威，既沒有全能權威，差不多就等於沒有權威。現在科學分類極多，分工越來越細，專業越來越多，雖有交叉學科一說，又有複合性人才一說，但那都是相對的概念。舊說隔行如隔山，現在專業不同，彼此之間比山的阻隔還要大上許多。一個專門研究昆蟲的，他懂水利嗎？一個專門研究水利的，他懂鋼鐵嗎？一個專門研究鋼鐵的，他懂原子彈嗎？一個專門研究原子彈的，他懂人體科學嗎？這個不說，單說醫學。醫學的分析同樣極細，同樣隔行如隔山。外科大夫不見得勝任內科工作，內科大夫不見得勝利口腔科工作。舊時說笑話，一個獸醫給病人看病，雖然謹慎萬分，用藥量減去一半，藥的劑量還是大了。人畢竟不是騾子，不是大象，騾子一分為二，大象一分為四，也不等於一個人的藥物用量。學術權威，如果有的話，也隻對本專業好使，超過這個範圍，動不動就講學術權威，就請學術權威，就把一些他不熟悉的事情他負責，實在是對科學的褻瀆。更何況說，一個權威，不能永遠權威。長江後浪推前浪，你50年代是權威，60年代未必是權威了，因為有更新更大的學者出現了。可笑我們中國大陸，一旦成了權威就跟得道成仙一樣，從此長生不老，活80歲，也是權威，活100歲，還是權威。這就荒謬了。據說以後人的壽命能延長到160歲，如果這是真的，你活到160歲，還占著權威的茅坑不放，那可是對學術資源的莫大浪費呀！中國式權威概念中，還有著可怕的等級概念。要說行行有權威，那麼，清潔工中自然也有權威，但這樣的權威我們沒有見過。但我們常見，一旦在某個方麵作出了成績，就可以進人大，進政協，這其實也是一個謬誤。人大代表，另是一行，別的都是次要的，要在能專門致意，為他代表的選民服務。如果他沒時間，或者沒興趣，或者沒經驗，或者沒見解，那就不管他在科學上有多麼偉大的創造，在學術上有多麼重大的發現，在軍事上有多麼大的戰功，在專業上有多麼大的貢獻，風盡管風，樹盡管樹，風大可以發電，樹大了可以成材，二者不可混淆。所以美國的五星上將不見得能作國會議員，而那些當了國會議員的，也不見得非在某個專業方麵有什麼特別的貢獻。權威觀念已成為曆史性觀念，尤其在解構者麵前，被解構的權威，會更有人情味，也更有親切感。去掉權威，自由自在，很是舒服。傳統的主流社會，主要是權勢者的社會，知識者的社會，富人的社會。中國儒學時代，誰說了算？皇帝說了算，官僚階層說了算，有學問的人說了算，有土地有錢財的人說了算。當然這幾部分人也不是平起平坐的，但如果這幾條你全不沾，可就慘了。就當你是一品大百姓吧，風調雨也順，或許還有些許希望，遇到些天災人禍時，差不多和進了地獄一樣了。西方社會，大體如是，雖然講民主，講了幾百年，但真正說了算的，不是窮人，不是少數民族，更不是邊緣人群。但中國古人說得好，事不平，有人管，路不平，有人鏟。韓愈先生說得對，“物不平則鳴。”這幾個世紀以來，窮人多鳴，受壓迫者多鳴，受欺辱的民族多鳴，受欺辱的國家也多鳴。這些“鳴”，真算沒有自鳴，當今世界，平等多了。但這樣的平等，解構者既不滿意，更不買賬。解構主義的方式，不是傳統的革命方式、鬥爭方式，他們的辦法，是專與主流社會唱反調。他們最關注的，乃是孤勢人群，邊緣人群，專門要為他們代言，為他們正名，為他們張目。親身參與他們的生活，與他們沆瀣一氣，向主流社會發出警示之聲。哪些是弱勢人群？老人是弱勢人群，病人是弱勢人群，犯人是弱勢人群，孩子是弱勢人群。照傳統的看法，女人也屬於弱勢人群，但近些年女權主義風起雲湧，形勢發生變化，女性的弱勢地位已有改觀。伊斯蘭國家，出個女總統也不算什麼新鮮事了，美國出個女國務卿更是順應潮流，頗受歡迎。弱勢人群的聲音，原本些微細小，解構者們的目標就是把這聲音放大，讓這聲音傳布全社會。解構者關注弱勢人群，特別對於如犯人、精神病人這樣的弱勢人群尤多注意。犯人也是人，而且是一些無能為力的人。一個官僚如果受了欺辱，他自有辦法對付；一個商人受了欺辱，也自有辦法對付；就是一個普通人，在當前的社會受了欺辱，都有辦法對付。但一個犯人的情況可能就不同，因為他是犯人，所以他受了欺辱，挨了罵，他也得聽著，挨了打，也得自己忍受著，但這很不人道。雖然不人道，還要披上人道的外衣，解構者的追求，就是把這外衣揭去，讓人們知道，監獄是怎麼回事，犯人的生活尤其是他們的精神生活是怎麼回事，那些被監禁者的生活尤其是他們的精神生活是怎麼回事。還有精神病患者。因為他精神有病，所以醫院仿佛就取得了對他們的控製與製裁之權。他們如果打人，就可以電他們；他們如果不聽話，又可以把他們捆綁起來；他們如果亂說亂動，還可以給他服用大量的鎮靜劑。但這作法，究竟符不符合人類天天宣傳的人道主義？換句話說，雖然講人道主義，講了好幾百年了，把天都講破了，地都講薄了，水都講綠了，花都講紅了，但對於一個精神有病的人，真的實行人道主義了嗎？這件事，倘或無人思考，那麼，解構者正在思考它呢。還有邊緣人群，例如同性戀者。過去一講到同性戀，就有無窮的指責，有的地方同性戀者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還要被主流社會無情嘲笑。很遺憾的是，本人在相當長的一個時間內，也是這主流社會的一份子，每每提到同性戀，也是一通胡批。其實，這完全是不動腦筋的，缺少分析的，不負責任的。我對自己要講過的話負責，向同性戀者深表歉意。邊緣人群自有其存在的道理。隻要是沒有影響到別人的正常生活，別人，不管是什麼人，都沒有理由也沒有權力對人家的生活方式橫加幹涉。他喜歡愛誰，就愛誰好了，他高興怎麼愛，就怎麼愛好了。中國的神話故事《白蛇傳》，人和蛇精都可以相愛，中國的《聊齋離異》，人和狐精和花精和魚精和鬼蛇都可以相愛。你又不是法海，對人家同誌們的感情生活橫加幹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不是在嫉妒別人吧？弱勢人群，邊緣人群，在一個文明的時代，應該取得發言權，實際上，他們也是最應該有發言權的。比如在一個寒冷的冬天，一個穿皮衣的，一個穿棉衣的，一個穿單衣的，這三位，該更有發言權呢？比如在一個餓荒的年代，一個腦滿腸肥的，一個有吃有喝的，一個半饑不飽的，這三位，誰該更有發言權呢？晉惠帝在位時，天下饑荒，餓死人不少，臣子向他奏明情況，他很詫異，說沒有糧食吃，為什麼不吃肉呀？晉惠帝是個白癡，白癡作了皇帝，說的還是白癡的話。如果心智健全，卻站在腦滿肥腸肥的立場上看問題，寫文章，做傳聲筒，甚至還要把它當作真理傳播，那就不是白癡，幹脆是傻×了。解構者攻擊的就是這種人，這種理念，挖他們的牆角，揭他們的陰私，給他們的所謂“真理”曬曬太陽，看看那裏麵有幾多蠢蟲，幾多毒爛。解構主流社會，自然要解構主流文化。主流文化是有定勢的。穿什麼衣服，衣服該怎麼穿？使用什麼禮節，什麼禮節該怎麼用？欣賞什麼音樂，音樂該怎麼欣賞？閱讀什麼書籍，什麼書籍該怎麼閱讀？使用什麼語言，什麼語言該怎麼使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解構者要打破的就是這些陳規舊習。他們的特點，就是不按常規出牌，不按禮俗辦事。你說穿衣服有一定之規，他偏不按你的一定之規，看看不按這一定之規，能不能出門？你說禮儀不能隨意更改，他硬要更改，看看改了這舊禮儀還能不能生活？你說聽音樂要有選擇，他偏不選擇，而且越是主流社會認為不能欣賞的音樂，他還偏要欣賞，而且要為這音樂四處張揚，如癡如醉。你說有些書籍不宜看、不能看、不值得看，他還偏偏看一看，不但看看，還要寫寫，且使用的就是主流社會不習慣的語言，不喜歡的風格，你喜歡不喜歡幹我屁事。“我是流氓我怕誰”。你說有些語言不適合主流社會，也不適宜公共場合，他就不信這個，偏要說幾句不雅的話，講幾段少兒不宜的“段子”，看看聽的人變沒變壞，天塌沒塌下來。好在老天有風度，他還依然故我，沒發生多大變化。要說變化，也是那些有特別話語權的主流社會的人們把它汙染壞了。不但解構主流社會，還要解構傳統價值觀念與道德規範。西方近代文明，最重要的內容是自由與平等。但在解構者看來，西方人的自由，其實並不自由。不但心靈不自由，連人身都不自由。這裏說的不自由，不是專製體製下的不自由，而是文化或文明約束下的不自由。文化是個多麼好的字眼，文明又是個多麼好的字眼，然而就是這文化與文明，對人類規定這個，規定那個，這個也不行，那個又不行。人生而自由，卻又限定在不自由的文化之中。這樣的自由，甚是可疑，而且可畏。所以，在一些解構者眼中看來，不但犯人住在監獄——法定的監獄，而且一切人都似乎住在監獄之中，隻不過這監獄有監獄之實，無監獄之名，必要名之，可稱之為，文化監獄，文明監獄，人文監獄。解構主義希求的乃是深層次的自由，真正的心靈自由。把心靈安置在一種無拘無束的狀態，這樣的狀態，不打破舊有的結構，又怎能獲得？表現在道德規範方麵，也是如此。以性文化而論，人類曆史在特寫的意義上，可以看作是性的不斷禁忌史，又是性的不斷解禁史。動物的性，沒有禁忌，它是本能的，聽本能驅使，受本能約束；到了發情期，就管不住這本性，過了發情期，性又消失了。一頭雄牛，發情時，那性就上來了，過了這一段，那種情緒沒了，牛也不過是牛而已。人類不同，沒有禁忌，不能發展。沒有禁忌，怎麼區分誰是母親，誰是兒女，怎麼區分誰是兄弟，誰是叔伯，怎麼區分誰是姨親，誰是表親，怎麼區分什麼是近親結婚，什麼是對偶婚姻？但隻有禁忌不行，曆史的進步曾經追求禁忌，到了某個拐點要追求解禁。不但要解禁，還要講科學，講心理學。弗洛伊德的學派就是有關性的心理學派。解構者不講禁忌，實際上，他們中的一些佼佼者，本身就是性的肆無忌憚者。例如福軻就是一位同性戀者，而且讓愛滋病結束了他的生命。他們對於性有著不同於常人的看法，本人過的也往往是非同尋常的生活。在他們那裏，性交，性交史；吸毒，吸毒史；犯罪，犯罪史；監禁，監禁史，都是他們所關注的話題。而且他們確實在這些邊緣性很強的文化領域，發表了傑出的見解，做出了非同一般的貢獻。福軻說得好：“真正的科學應該能夠接受有關它的起源的任何可恥、肮髒的故事。”解構本能的人，正是從可恥、肮髒的故事出發，對那些假裝——有時是假裝得非常美好、非常靚麗，非常莊嚴、非常純潔的世界進行欺覆。不但要解構傳統觀念和道德規範，還要解構話語權力。話，好像是人人會說的，然而，話語中卻有不同。一部《紅樓夢》，賈政使用的語言，是焦大們聽不懂的；賈寶玉們使用的語言，茗煙們也不能全懂；林黛玉們寫的詩，也是晴雯們絕對摸不著頭腦的。語言世界，千差萬別。據說這原本是上帝的安排。為著不讓凡人們順利登上通天塔，就讓不同的人群使用不同的語言，於是隔膜產生了，人終究隻能是人。可惜的是，在尼采先生早就宣布“上帝死了”一個世紀之後，人的語言差異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那影響一時還看不到徹底消除的希望。話語權力，是指某種話語被特定的國家、特定的集團或者特定的人群、特定的階層所壟斷；話語的壟斷，是為話語權力。東方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了許多年，現在這個詞已經很少聽到了。但在西方內部，卻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樣的理念。在他們看來，西方人把自己的價值觀念，把自己的文化強行向世界傳布，堅持的就是帝國主義文化，他們使用的語言，也是一種霸權語言。解構者反對話語霸權，而且要解構話語霸權。他們並不一般性地反對文化的傳播，但他們更強調要聽得見弱者的聲音。你強大民族的語言要傳播，弱小民族的語言也要傳播；你多數民族的語言要傳播，少數民族的語言還要傳播；你先進國家的語言要傳播，發展中國家貧困國家的語言也要傳播。不但如此，就是同一社會中，富人的語言要傳播，窮人的語言也要傳播，醫生的語言要傳播，病人的語言也要傳播；法官的語言要傳播，犯人的語言也要傳播；知識階層的語言要傳播，非知識階層的語言也要傳播；自由人的語言要傳播，非自由人的語言也要傳播；健康人的語言要傳播，患者殘疾人的語言也要傳播；經典性語言要傳播，非經典性語言通俗語言市井俚語也要傳播。為著這種傳播，就要解構強勢語言，例如在所謂學術語言的牆上打一個洞，讓它透一些陽光進來，讓那些掌握學術霸權話語的人，知道知道還有別的話語的存在，而且這別的話語其實一點也不比他們的所謂學術語言低下，或者沒有品位。又如音樂語言。音樂話語霸權表現在隻準許所謂雅音樂、古典音樂自由發展，卻不允許俗音樂尤其是下層音樂自由發展。其實，雅樂，不是100%、至少90%恰恰來自民間，俗音樂是雅音樂之母，而且從現代的情況看，那些雅的音樂或多或少已經有些“古懂”化了，它很難再持雅為俗。而俗的，卻有似一個鬼精靈，不但能自成一路，而且能由俗轉雅。爵士樂，就是一個這樣的鬼精靈，搖滾樂又是一個這樣的鬼精靈。又如在中國大陸興起的通俗唱法，雖然過去的許多所謂音樂圈裏人一提到通俗唱法，就罵人家“什麼玩藝“，但21世紀初世界歌王帕瓦羅蒂都和通俗歌手交朋友、搞合作，可見通俗音樂業如已登堂之室，不僅如此，現在世界上開始流行的黑人說唱音樂，將來也必定大有前途。看來，解構者還很有“群眾”基礎哩！又如繪畫語言。印象主義畫派誕生的時候，連正式的畫廊畫展都進不去的。野狐禪，沒有資格。但現在的畫壇，已成為現代派繪畫之天下。20世紀的藝術偉人中，畢加索是最為出色的一個，而他那些繪畫，以傳統經典畫家標準看，根本就不能算畫；畫都不算，何以成家？解構主義者不但不信“話語霸權”之神，而且要拆話語霸權之廟；他們的目的，就是消解話語霸權，從而使人類——如果大家願意的話，共同登上通天塔。不但解構話語權力，還要解構傳統文學。實際上，19世紀以來，很多新的思潮都是從文學開始興起的。昔日的浪漫主義如此，後來的現代主義如此，當今的後現代主義如此，解構主義作為後現代的標識性思潮，自然也是如此。精神劇變，文藝先行。尤其是文學，因為它是直觀的，普適的，具有最廣泛的影響力的，所以它往往成為一架風標，每每有風吹草動的時候，最先受到影響的就是它。西方文學，如果從浪漫主義算起，已經曆了好幾個時代，即浪漫主義及其現實主義時代，現代主義時代和後現代主義時代。浪漫主義文學是有理性、有理想的。雨果不但是一位浪漫主義文學的大師，而且抱有浪漫主義理想，並發表過浪漫主義宣言。他們那一代人的創作，在後來人心目中，多少有點主題先行，或者說理想先行。理想先行，寫事未免誇大，寫人未免放大。他的人物是可愛的，但往往不那麼可信；是可敬的，但往往不那麼可近。雖然如此，因為這理想的偉大，因為它情懷的高尚，人們也就不去計較那細節的是否真實了。所以冉阿讓固然寫得有些離譜，但那個時代，也許最需要的就是如冉阿讓一樣的好人，超人。所以，他甫一出世，就受到熱烈歡迎。所謂現實主義，在西方，也被列為浪漫主義的一種。但它自有原則，原則就是真實，不是一般性真實，而是典型性真實，要典型地再現典型人物和典型環境，寫“這一個”。這一個就是這一個，絕不是那一個，更不是哪一個。冉阿讓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理想，高老頭隻代表他那一層人。典型的人物，並非封閉的人物，而是現實的結晶，它比現實顯得更細致，更深化，更形象，更典型，從而也更具代表性。現實主義也有種種表現手法，但這個原則是不可改變的。不加批判的限製詞的現實主義無可改變，加上批判二字作為定語——批判現實主義，它的這個原則同樣是不可改變的。要說改變，隻會變得更其典型。而實踐證明，更其典型也是有限的，超過了一定的度，更其典型就不那麼典型了。現代主義走的是多元化道路，現代主義隻是一個概括，是一個總題目，總題目下還有眾多的主義，如達達主義，黑色幽默，新小說，荒誕文學，種種。現代主義流派紛呈，雖流派紛呈，也有主題。現代主義的主題，就是表現人的精神，人的情感，人的欲求，人的性愛，人的痛苦。現實主義強調典型真實是好事，但隻強調典型，就未免僵化了。現代主義不再在典型身上打主意，他們表現的隻是我的經曆、我的愛情、我的情感和我的個性。“我”可以是典型的，也可能是不典型的，還可能是反典型的。但我既要寫“我”，管他典不典型、主義不主義，我就這麼寫了；但主題還是有的，主義還是要的，於是主題雖然一個，主義卻有多多。反過來說，主義雖然多了，在表現“我”這一點上，那主題依舊鮮明。後現代主義不再對各種主義產生興趣，雖然人們也給它一個主義的帽子戴著；而且也不再對一些特定的主題感興趣。後現代主義實在是用任何一個主題都難以概括的，因為現代過去了——post了，如果說現代主義還是一個主題的世界，那麼，後現代主義已經成為一個自由的世界了。解構主義正是後現代主義的一種先鋒表現。解構主義者對文學的一切固有格式不再感興趣。什麼主義啦，風格啦，人物啦，情節啦，開頭結尾啦，起承轉合啦，這些在解構者看來，都是多餘的框架。有主義也是文學，沒主義也是文學，這主義就不是必要的啦；有風格也是風格，沒風格也是風格，這風格也不是必須的啦；有人物固然很好，沒人物其實也不錯，這人物又不是不可或缺的啦；有情節是一種讀法，沒情節也是一種讀法，這情節也不是必不可少的啦。解構主義者或者隻解構，自己並不事創作，那麼，人們不免說他們站著說話不腰疼。也有的解構主義者，本人就從事創作，而且確實寫出了驚世駭俗的大作品，如羅蘭?巴特就寫出了《一個解構主義的文本》。作品是一部小說，但不是尋常意義上的小說，它沒章節，沒小標題，沒有明確的結構形式，全書由一個一個大小不等的自然段落組成。思維是跳躍的，人物是時隱時現的，風格是從未見過的，文字也是獨特的。然而，人們接受了它，而且還有人把它搬上了舞台。看起來，這些解構性的作品，不但可以讀，而且可以演。雖然它的存在方式已與它的“先人”們差不多有天壤之別了。不但解構文學，還要解構科學、技術。科學、技術是一個多麼神聖的字眼。文藝複興時代，科學曾是戰勝宗教專製的法寶，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科學的重大發現，則沒有文藝複興運動的成功。科學、技術又是改變世界的最強有力的武器，在中國大陸，是被當作第一生產力的。當今世界，已經被人類稱為地球村；地球成村，賴的一大半倒是科學尤其是技術的力量。地球並未變小，但科學技術使人可以去天上飛，又可以在海上走。天上有飛機，飛機的速度超過任何一種鳥類；海上有艦船，艦船的航程航速與容量更超過任何一種魚類。加上陸上有火車，有汽車，使天變窄了，地變小了，人的自由大了，地球成了村了。科學技術又是造福人類的最強有力的工具。上麵講的交通也是造福人類，但科技造福人類的不止於交通。科學技術不但改變了人的交通方式，而且改變了人的吃、穿、住、用。舉個例子說，孟子時代，肉是稀罕之物，人到了七十歲，才有資格吃肉的。這種情況，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前，都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但看現在的城市生活，吃肉已不成為問題。不但吃肉不成問題，而且還要挑肥揀瘦，肥的絕對不吃，瘦的還看作法如何。科技不但改變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一個現代工人創造的財富，是一個古代農民所不能想象的，其實人還是人——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但科技一來，世界巨變。科學、技術還是一項永無止境的事業，它天天在進步，而且看它的臉色，是越進步越不嫌進步，不但不嫌進步快，而且還嫌進步慢。電腦如是，電視如是，電話如是，隻要屬於科學、技術範圍的，莫不如是。恰所謂“女大十八變，越變越好看。”又說：“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科學技術的變化，絕非女孩可比，更非士人可比。她不但女大十八變，而是時時日日，都在變化，不但越變越好看，而且越變越光采，越變越風流，越變越輝煌。“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那就慢了。一些科學技術成果，他要改變的常常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產品，一個行業，一個時代。然而，科學、技術雖然有這種特性，在解構者麵前，卻不許你驕傲，更不許你狂妄。不驕不躁，還要對你進行解構，連驕帶躁，幹脆連被解構的資格也沒了。站在解構者的立場看，科學固然是戰退宗教專製的功臣，但那已經是遙遠的曆史。“好漢不提當年勇”，因為昨日當不得今日，你楚霸王再把破釜沉舟講1000遍，也抹不掉烏江之辱，你關雲長再把過五關斬六將講一萬遍，也遮不住敗走麥城之羞。科學擊退神學專製，隻是那個時代的巧合，處在那個層麵，翠雲樓遇見了鼓上蚤，剛好發揮了作用。因為神學認定地是一切天體的中心，哥白尼發現地不是一切天體的中心，於是神學的地位發生動搖。再向前發展，科學的層麵也錯過宗教的層麵，從此二者不再相幹。我不知道現在的科學家中有沒有或者有多少基督徒，但我可以說，現在的科學與宗教，宗教與政治，宗教與文化，宗教與哲學，在那些發達國家和發達地區，已然和睦相處；而在一些不發達或不甚發達地區，確實還存在宗教與民族衝突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是科學、技術所無能為力的。這個且不說；解構者最不能同意的，是把科學、技術神化，上帝都不能神化，科學、技術更不能神化。解構者需要顛覆的就是對科學、技術的神化問題。且不說，神化科學、技術本身就違背了科學的本性、技術的本能。現實生活中，無論科學也好，技術也好，一旦神化，還會產生莫大的負作用。過去有拜神教，不好；金錢拜物教，也不好；拜科技教——請恕在下杜撰了這樣一個名字，更不好。科學、技術不能神化，從哲學上看，他們都是有限的，神化有限的東西，顯然不合邏輯。從宗教的角度看，有限的東西不能成為信仰；信仰有限的東西，在邏輯上同樣說不過去。就是從科學、技術的本身發展看，神化科技就是一種邏輯思維錯誤，因為神化其實也是一種僵化。解構者解構科學、技術的神話，意在還其本來麵目。科學、技術可以改造世界；對這個命題，解構者也不能苟同。不錯，科學、技術的發展，確實改變了世界，但它也破壞了世界。隻說改造世界，那就是一麵之辭。電冰箱有利於生活，氟利昂卻毒化了空氣；汽車有利於交通，卻造成了大量的汙染，而且人類死於交通事故的人數已經遠遠超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煤的開發因為技術進步而日新月異，但煤的副作用卻使多少城市的天空改變了顏色；鋼鐵作用獨特，造成的各種汙染無法細說；水泥增產，造成的汙染同樣不知其幾；還有森林的破壞，因森林毀壞而沙漠化大大加劇。可以這樣說，每一項重大科學成果的發現，都帶來新的問題，而每一項重大技術的應用，都帶來新的負麵作用。解構者的眼睛，看的就是這負麵的作用。您想一俊遮百醜，對不起，解構者不能同意你這樣做，還要把這百醜拉扯出來，讓它們與一俊排排站，不僅展示自己，而且警示世人。說科學，技術造福於人類，這也是事實，卻又不是完全的事實。科學、技術對人類的幸福確有貢獻，重大貢獻，巨大貢獻，但負麵作用同樣不小。剛剛提到的環境汙染，就是一個巨大的負麵作用。而且還不僅如此，現代人——例如已經脫貧致富的中國人，你們盡可能享受比較現代的甚至非常現代的生活。但天空是紅的，這你沒有辦法；河水是髒的，你也沒有辦法；食品原料是用過各種添加劑的，你還沒有辦法。天空是紅的，你可以不開窗子，專用空調，然而，又可能得空調病。水是髒的，可以喝礦泉水、純淨水，但你想在江河湖泊中自由自在，卻成了空想。食品原料的農藥、化肥的殘留物和各種添加劑，更是防不勝防，這不是你有錢、僅僅有錢就可以克服的問題。早幾年，報上發生急診，有的報紙說，吃蘋果一定要吃皮，皮的營養成份很高。又有文章說，吃蘋果一定不能吃皮，因為蘋果皮中有農藥等有害物質。二者俱有道理，而吃蘋果的人，不免首鼠兩端，不明所以。科學、技術既造福於人類，又遺害於人類，解構者的眼睛專門盯著它的那些害處，不僅與之為難，而且實事求是。科學、技術是無止境的，有道理，也不全麵。科學、技術固然無止境，但人類對它們的各個方麵都要有控製，有選擇。核武器的瘋狂發展，自然有科學、技術的莫大功勞在內，然而，它一旦發展過了頭，就有可能危害人類自身。現在核技術已不算特別的難題，而一些不法國家，也有可能掌握這樣的技術。隻要想一想“9?11”災難，想一想中東衝突，想一想波黑戰爭，想一想科索沃的難民潮，就可以知道核這東西，一定要控製，如不控製，或控製不嚴，都有可能嚴重地傷害人類自己。科學、技術可以無限發展，但不能讓它無限發展。這就是說，科學、技術的發展，也要有個度。畢竟飛機太多了，事故也多；汽車太多了，交通必堵，而且能源的壓力也隨之增大。一旦超過某個限度，它也同樣會造成經濟災難和社會災難。這樣看來，解構科學、技術，不但十分合理，而且十分必要；這隻不過是開個小頭罷了。有人說，解構科學，是解構者所攻克的最後一個對象。其實不然。解構者不但要解構上述這些內容，盡管這些內容哪一個方麵都值得引起人類的注意，按照解構者的邏輯，他們還將解構軍事，解構政治，解構文明。軍事本是個怪物，從它誕生起，就是個怪物。因為它的存在的價值，就是毀物，就是殺人，毀物是為了殺人，殺人還必須毀物。世間萬物，專門為殺人而存在的現象，唯此而已。無論它有多少存在的理由，它都是與人類的本性背道而馳的。軍事的存在，實在是一個迫不得已的存在——至少就人類的現有情況而言是如此。但在曆史上，它也是最光榮的事業，最威風的事業，最有權力的事業，最刺激人心激動人心的事業。然而這正是人類文明的悖謬。解構者就是要解構這軍事的荒謬，從而讓世人從心底厭惡它，反對它，進而達到消除一切戰爭與暴力的曆史性目標。不管這目標有多麼遙遠，人類都應該能追求到它，否則，它必將成為人類的挖墓者，它不是為某個階層掘墓，而是為全人類掘墓。又要解構政治。政治是與人人皆有關聯的大事，不管你關心它還是不關心它，不管你是厭惡它還是喜歡它，不管你是參與它還是反對它，這都將和你一生利益相關。然而，政治也是荒謬的，縱非現實的荒謬，也是未來的荒謬。美國為選一個總統，要花多少錢財？但它畢竟還是個民主國家。而那些充滿賄選的國家，花掉的錢財還要多，與他人的交易更複雜；其結果，不過是使那些陰謀者披上一個合法外衣而已，這樣的選舉可就更其荒謬了。政治的荒謬不止這些。總有一天，人們會對國家產生厭惡，因為沒有國家的人類，將活得更自由、更安定、也更幸福。雖然這目標還相當久遠，但人類隻要是文明的人類，這目的也一定會達到。解構者就是要解構政治，讓它黑是黑，白是白，以本來的麵目站在人類麵前。解構者還要解構文明。文明是多麼好的詞語，特別是當它與野蠻這樣的事情並列的時候，野蠻就是妖精，愚昧就是鬼怪，文明才是天使。然而，文明也有它的負麵作用。正像民主政治雖然絕對光明於專製政治，但它依然有負麵作用一樣。文明帶給人類的，不但有幸福，而且有痛苦，不但有成就，而且有災難。就現代發達國家而言，城市文明無疑是最好的文明之一，而城市的無限擴張，以及由此帶來的負麵作用，可說人所盡知。解構者要解構文明，而正是這種從根本上的解構，才“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解構者所追求的乃是一種超越文明的文明精神、文明境界與自由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