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真理的兩端性與優化組合
1.真理兩端性提出的依據與理由
真理的兩端性也可以說是“真”的兩端性，但這樣說比較拗嘴，也不合一般的表達習慣，故稱之真理的兩端性。按照傳統觀念，真理隻有一個，真也隻有一個，隻能有一個，這是不容商量的，而且好像還是天經地義的。一件作品，兩種發現，其中必有一件是贗品；贗品，就是假的。中國古典戲曲中，常有真假包拯的故事，也有真假美猴王的故事，還有真假岑彭的故事，更有真假宋江、真假李逵的故事。可謂真真假假，自古就有。然而真的隻有一個，若這個包拯是真的，那個包拯就一定是假的；這個美猴王是真的，那個猴王也一定是假的。依此類推，沒有例外。人的真假如此，理論的真假似乎也該如此。這理論是真，那理論就是假。所以中國曆代學者評述諸子百家，總存自己的是非立場，讚賞道家的，就不讚賞儒家，欣賞法家的，又不欣賞道家。因為真隻有一個，反映真理的立場也隻能有一個。真理也是有黨性的，真理與黨性的統一，更使人無法有第二種選擇。所以唯物主義若是真，唯心主義必是假；辯證法若是真，形而上學必是假；馬克思主義若是真，其他一切社會科學流派必是假；革命理論若是真，非革命理論必是假；自由主義若是真，保守主義必是假；社會主義若是真，資本主義必是假；計劃經濟若是真，市場經濟必是假。這裏說的假，不是假冒，而是不合乎真理的要求。既不合乎真理的要求，那道理、那方式、那體製，就一定是錯誤的，也就是“假”的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至少並非全然如此。很多情況下，真理不僅有一個，而是有兩個；即使隻有一個，它也有兩端性，即甲方說的既是真理，乙方說的也是真理。兩個真理各在一端，就是這裏說的真理的兩端性。真理的兩端性，不見得全是對立的兩端，也可能是相互關聯的兩端。從曆史而言，有曆史之真與認識之真。一本好的曆史書，我們說它真實地反映了那一段曆史，那一個事件，那一時代的人物與人物關係。既然是真實地反映，那麼就是“真”了，然而，這種反映的真，與曆史的真總有很大差距。曆史，任何曆史，其實都是不能複原的，古代史肯定不能複原，近代史也已經無法複原，就是“文革”史，這是我們這一代人親身經曆的個人史，它能夠複原嗎？也不能。我們回憶當時的情況，自以為真實，其實也不過回憶的真實。彼時的文化背景已不複存在，感覺也不複存在，衣著、服飾都不複存在，連很多語言都不複存在，你現在回憶“文革”所用的語言，大部分也不是原來的語言，因為那語言作為曆史也已難於再現。真的全用彼時的語言，你自己都會覺得自己有點怪，甚至很怪；你會懷疑，那是我說的嗎？但是，回憶的真也是一種真，特別是當你真誠地進行回憶時，就顯得更真了。這就是說，有回憶的真，有曆史的真，還有理論的真。這三個真，其實各有存在的價值。反駁者說，真隻有一個，回憶不合當時的實際，不論你多麼真誠，其實隻是假的。這當然也對，但曆史既不能複原，所謂曆史的真，也隻是一個存在，而且是一個無法再現的存在，存在既無法再現，真就要打些折扣。說到底，這所謂的真，與回憶的真，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差異而已。存在是真，認識也是真，至少那些被認為是真理的認識算真吧？然而，存在是不能被徹底認識的，這一點，在本書的前麵已經討論過了。宇宙有多大，人類都無法知道。宇宙究竟向何處去，至少現在還不能確知。而且宇宙發展變化，顯然更無法確知。無法確知，而妄談其真，本身就有些假了。從這個角度看，真的目標，隻能一步一步接近，而作為終極目標是永生永世也無法達到的。人類不能認識“存在”，但能認識現象。認識現象的方式也是多樣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過去說，事物的本質隻有一個，這看法已經動搖。現在一般中學生都懂得光的波粒二重性，就說明光的本質就不是一個，而是兩個；它不是一個“性”，而是兩個“性”；因其有兩個性，才稱之為“波粒二重性”。奇異的是，證明光的波性的——光的電磁性的是赫茲的實驗，而證明光的粒性的——光的量子論的也是赫茲的實驗。一個實驗，得出兩個結論，恰切說明了光的本質不是一個，而是二個。得出兩個結論，而且兩個結論都是正確的，都是真的——真理的兩端性。對此，《愛因斯坦》傳記作者說：有趣的是，正是赫茲在發現電磁波的同時發現了光電效應。赫茲根據自己的實驗，宣告了光的波動性的全勝，判處了光的微粒說的死刑。現在，愛因斯坦也正是根據赫茲的實驗（以及後來勒納德的實驗）把微粒說複活了。他的理由很簡單，光電效應的實驗表明，微粒的紫光能從金屬表麵打出電子，微粒的紅光卻不能打出電子。這個現像用波動說解釋不通，但是用光量子論很容易解釋。波粒二重性如是，別的事物，又豈能不如是。我們中國人是喜歡談論政治的國家，但政治的定義到底怎樣？卻不是人人有共識的。孫中山先生認為，政治乃管理眾人之事，這個觀點在“文革”受到批判，說是沒有階級觀點；說正確的觀點應該是：政治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壓迫鬥爭，階級鬥爭即政治，政治是階級鬥爭的某種反映。政治是階級鬥爭的某種反映，也是事實，至少是曾經有過的事實。但看世界的發展，階級鬥爭的時代業已過去。而一個和平建設時代正在到來。如果再用這樣的觀點看世界，則這條路走不通；用這樣的觀點看中國，這條路也走不通。那麼，政治的定義究竟如何呢？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有它的道理，但民主政治並非隻是“管理眾人之事”，尤其是“眾人管理國家之事”。但眾人與眾人其實也有別，不說階級，也有階層，各個階層的利益又不是全然一致的。不全然一致，不一定非發生不可調和矛盾不可，那麼，政治就應該對不同階層利益進行公共調適與安排。調適與安排得宜，就是政治上的最大成功，否則，就是政治性失敗。由此想到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關於美的本質的討論。美這東西，也複雜，所以討論起來，不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概括說來，有認為美的本質是主觀的，有認為美的本質是客觀的，也有認為美的本質是主、客觀相結合的，還有的認為美的本質需通過實踐而認識的。這幾種觀點，各有自己存在的根據。說美的本質是主觀的，顯然有它的道理。因為沒有人，就沒有美，在一個沒有人的世界，梅花固然梅花，但不可能有對梅花的讚美；牡丹固然牡丹，也沒有對牡丹的讚歎。一隻老虎，梅花對它的影響與狗尾巴花對它的影響，可說別無二致。就是和一堆牛糞對它的影響，也區別無多，要說有區別，那牛糞對它或許更重要：它還可以循著牛糞的指引去追捕自己的獵物呢。美是主觀的，無主客則無美。但這不能無限誇大，誇大這主觀的作用，就會陷於相對主義。因為一人一個主觀，各有各的主觀，隻講主觀，就會失去統一標準。這一位喜歡西施，那一位喜歡楊貴妃，到底是肥美還是瘦美，都會成為打不清的官司；何況大千世界，那麼繁雜，又豈是肥瘦二字可以概括的。美是客觀的，也有道理。它的理由，不管你感覺如何，美首先是一種客觀存在，世上有梅花，你才能欣賞梅花，有牡丹你才能欣賞牡丹，若是一切皆無，你的感覺從何而來？這觀點也有道理，但同樣不能隻強調這一端；隻是強調這一端，又會陷入不可知論。因為客觀事物也在發展，而且永遠發展，如果隻強調客觀，事物總在發展，就不知美的本質、美在何方。說美的本質是主、客觀相結合，顯得全麵多了，然而又有泛泛議論之嫌。世界上的事物，有什麼不是主、客觀兩個方麵相結合的呢？美是這樣，善呢？善就不是主客觀相結合了嗎？真呢？真就不是主客觀相結合嗎？還不僅真、善、美而已，甚至可以說，凡是與人相關的事物，都有這個特點。自然界是客觀的，人是主觀的，二者結合，才產生文明。沒有自然界，不能有文明；連人都沒有，怎麼能有文明呢？這是客觀論。但隻有自然界也沒文明。地球產生多少年了？50億年。人呢？人產生多少年了？200萬年。地球雖然產生久矣，但在沒有人類的時代，它不過是一個星球罷了。還有美的本質的實踐性。實踐產生美，這說法也有道理。因為人都是在實踐中尤其在以勞動為基礎的社會實踐中誕生的，美當然也美，沒有實踐，連人類都沒有，怎麼會有美呢？但這二者不能混淆。第一，人的實踐不能等同於美的實踐，不能隻用實踐表示，這二者如何區別。第二，人類的實踐在人類未曾消亡之前，永無止境，那麼，對美的認識也就是永無止境了；永無止境，何論本質？這樣看來，真——真理當真，不是隻有一個了，它有兩端性，兩端性既是一種概括，又是形象的說法。兩端未必就是兩個，因為在兩端之間，還有很大的空間，或者幹脆說，既可能有兩端，也可能是三端，四端，或者多端。但在極左年代，持有這樣觀點是有極大的危險的。極左時期，不但認定真理隻有一個，而且真理的表達都隻能有一個，動不動就要引用馬、恩、列、斯、毛語錄，而且要逐字逐句吃深吃透。其實，除去毛澤東之外馬、恩、列、斯的漢語著作都是翻譯過來的，人們逐字逐句讀也不完全是原來的意義，而且，翻譯總有變化，除非這譯者的德文、英文、俄文水平與思想水平與馬、恩、列、斯處於同類狀態，這樣的狀態，實在是太難出現了。就像中國人翻譯巴爾紮克作品的人也不算少，能達到傅雷那水準的，能有幾個呢？真理的表達式原本可以多種多樣，因為每個人語言習慣與個性都有不同，像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這樣個性色彩極為張烈的人，他們的語言是尤其個性化的。一個真理，要點不在如何表達，而在表達的內容——“黑貓，花貓，抓住耗子的就是好貓”或者說：金罐、銀罐，能撒尿的就是好罐。這表達，可以嗎？
2.為真理的兩端舉證
真理的兩端性，多有表現。為著證明它的意義與價值，這裏不厭其煩，援例證明。真理兩端性的最日常表現，是表現在家庭關係方麵，尤其表現在愛情關係方麵。中國人對此早有理解，所謂“清官難斷家務事”。為什麼難斷，因為理分兩端，有理難明。愛情是雙方的事，既是雙方的事，難免有雙方心理。雙方的理，其實也是一理。又如案件，在旁觀者看來隻是一理，而在當事人那裏，有時不免你有你理，我有我理。現代人喜歡過生日，每到自己的情人或者配偶過生日時，還特別要買生日禮物。傳統的夫妻不講這個，老夫老妻了，誰還不知道誰，要什麼禮物！這是一種觀點，這觀點不能說沒理。送禮物與不送禮物 ，有兩端性問題；買什麼禮物，還有一個兩端性問題。有的丈夫愛妻子，其心如火如荼，而且豪爽成性，對家務事不明就裏，到妻子生日之時，他一不請示、二不商量就打定主意，要買一份重禮，讓妻子高興一回。於是把一個月工資全買“禮物”了，笑嗬嗬拿回家去，滿心希望妻子一見，眉開眼笑。然而，妻子一見此物，馬上問這東西幹嘛的，哪買的，花了多少錢，打折沒打折，還有，最關鍵的，錢是哪來的？於是七問八問丈夫急了，妻子哭了。丈夫有1000個理由，證明自己對，就是把天上的嫦娥請來評理，也是自己對，但妻子也沒錯，同樣把王母娘娘請來評理，她也一準沒錯。丈夫是為愛妻子，妻子是為過日子，妻子過日子還不是為了疼丈夫，丈夫受妻子還不是為過日子。過日子雖俗，但愛情也要生活。愛情雖雅，沒日子過了她怎麼安置！於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公婆都有理，清官沒了理。沒理去找理，就是真理的兩端性。於是把真理的獎牌每人麵前各送一枚。這樣的事，古已有之。《紅樓夢》中賈寶玉最愛的是林妹妹，林黛玉一心愛戀的隻有這寶哥哥。因為相愛所以相親，因為相親反而相疑，因為相疑，難免爭吵。賈寶玉最是性格溫柔，他好像很少和人爭吵的，要吵，一定和林妹妹吵。這不是他和這妹妹過不去，而是受情多了，反倒迷糊。林妹妹好鬧小性，但對寶哥哥，卻不是鬧小性，而是鬧大性，真鬧到“臉紅目濕”嘔吐不止。寶玉急了就要摔玉，摔玉是因為林黛玉，她要拿他的玉和薛寶釵的鎖說事。寶玉一摔玉，黛玉又心疼，畢竟這是寶玉的玉，不是別人的玉，若是別人的玉，他就是掉100次，摔成1000塊，又有什麼關係。實在這黛玉心高，連皇帝的玉帶都不放在眼裏，但寶玉的命根子，豈不是她的命根子？所以寶玉不摔玉則已，一摔玉就和摔她的心一般。兩個最好，所以兩個人打鬧最多，也鬧得最不成模樣。外人見著，說是當事者迷。賈母有高見，叫作“不是冤家不不碰頭”。這兩個冤家路窄，一聽此言，如同醍醐灌頂一般。可憐的是，隻要是性情中人，對這種“冤家路窄”的事，怕是永遠也參不透的。古人已矣，今人猶然。王朔寫過《過把癮就死》，書中的主人公，打了又好，好了又鬧，翻了又親，親了又亂，不僅混亂得當事人神經緊張，連讀者的神經都跟著緊張。但真的分析那些混亂的情節，卻全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翻過來看不過是雞毛蒜皮，倒過看還是雞毛蒜皮。然而，旁人以為是雞毛蒜皮的小事，當事人偏偏認為是天大的大事。普天之下愛情為大，因為它大，則為它而激動，而憤怒，而怨恨，而傷感，而失望，而絕望，而憤怒出去，而勢不兩立。這當然也有它的理由，理由就是一個愛字。王朔先生對此深有領悟，愛到白熱化時，確實有點危險，但為愛的表達，危險也不管它，此所謂“過把癮就死”。由愛情想到婚姻，又由婚姻想到離婚。離婚其實是婚姻的有機組成部分，現在的婚姻自由包括三個部分，首先是戀愛自由，其次是婚姻自由，再次是離婚自由。三者缺一不可，缺了任何一個內容，這自由婚姻的自由二字都將大打折扣。離婚自由，所以離婚應該是無過失性的，甚至是無理由的。無過失離婚，就是雙方都沒有過失，因為不喜歡在一起生活了，所以離婚。但在過去尤其是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大陸不允許無過失離婚，說是離婚自由，但真的辦起來，卻比登天還難。唯特殊者除外。一般公民，想要離婚，差不多就等於打一次世界大戰。那個時代，最多的是過失性離婚，離婚很難，有了過失就不難了。這過失不是生活過失，而是政治過失，或者道德過失，尤其是政治過失，一方一劃為右派，另一方馬上有了1000個離婚理由。生怕你不離婚，即有人勸你離婚，逼你離婚，離婚才證明你是好人，不離婚就是劃不清界限，弄不好連自己也給劃到敵人那邊去了。自由離婚，不但無過失，而且可以無理由。離婚自有理由，但這理由可以不說，因為它可能是一方的隱私，也可能是雙方的隱私，隱私可以不說，非問就有侵權之嫌。有理由不說，從另一個角度看，就可以看作是無理由。離婚無須理由，離婚本身就是理由，能做到這一點，那婚姻自由才真走到了一個良好的境界。離婚可以沒理由，但雙方都可能有充分的根據在，而且這根據已經成為死結。死結亦即死理，死理在當事人看來都甚至於真理，你也有真理，我也有真理，兩個真理不能兼容，那麼，隻有分手了。分手也要文明分手，因為不作夫妻，還是朋友，不是朋友，還是公民。這也證明雖然雙方都有充分的理由，這理由也是兩端性的。由此又聯想到中國古代文代中的幾個著名案例，這些案例在今天看來，都是需要重新認識的。一是王寶釧案。王寶釧是中國傳統戲劇中人物，在老一輩人中，可說家喻戶曉，其知名度，完全可以和孟薑女、秦香蓮相媲美。王寶釧是王丞相的三女兒，這王丞相的長女、次女都嫁給官宦，最疼是小女，為此還要搭彩樓、拋繡球招親。結果，這繡球沒有拋給那些有財有勢的子弟，反而拋給一位“花郎漢”——乞丐男人，這男人就是薛平貴。女兒的這個選擇，使王丞相大光其火，於是執意悔婚，他女兒不同意，終於鬧到父女情絕，還來了個“三擊掌”。擊掌為誓，父女斷絕關係。從此王寶釧和薛平貴搬到一座破敗的寒窯之內。後來薛平貴隨軍西征，十八年後才回來。回來還做了皇帝，於是又有了相府算軍糧，有了“大登殿”。薛平貴坐在龍庭之上，好不威風，王寶釧貴為皇後，尤其誌得意滿。她父親到了此時，隻能忍氣吞聲，還讓女兒女婿並自己的太太重重奚落了一番。按這戲的思路，自然是王寶釧有理，她的父親王允沒理。她父親沒理就沒理在嫌貧愛富上，看不起窮人，從而使自己又成為冷潮熱諷的對象。但冷靜思來，王寶釧固有王寶釧的理由，她愛上薛平貴，要招他為夫，實在是天、地、君、親、師，誰也管不了的事情，而且是誰也無權管的事情。理由充足，無可厚非。然而從王允那方麵考慮，也並非全是過錯。天下父母，有不為兒女的前途作考慮的嗎？丞相之女，嫁給花郎，有些難以接受，正是人之常情。這常情至今也有不過時的道理。實在兩不同階層的人的結合，既需要勇氣，又需要更多的其他條件作保證，否則這婚姻很難幸福。不但如此，從戲的結局中看，對王允行為的批評，不但顯得蒼白無力，而且不合乎邏輯。王允悔婚，是因為薛平貴太窮。王寶釧愛薛平貴，但不嫌他窮，甘願跟他受窮，甚至一心與他受窮。按照這邏輯，要證明王寶釧選擇得當，就得拿出雖然窮卻有幸福這樣的證據。顯然這樣的證據是拿不出來的，王寶釧釗拿不出來，薛平貴也拿不出來，作者更拿不出來。拿不不出來怎麼辦？隻能另想辦法，你王允不是丞相嗎？不是富貴嗎？本作者就讓薛平貴更富、更貴。薛平貴作了皇帝——這皇帝在中國曆史上絕對子虛烏有，看看是你丞相富貴，還是皇帝富貴。這實際上是走到一個思路上來了。王允的思路是：因為薛平貴窮，所以不同意女兒與之結婚；女兒的思路是：你看薛平貴富貴了吧，所以證明昔日的選擇沒錯。於是兩種思路，說到底不過是一個思路的兩個變種而已。二是蘇學士案。事出明代白話小說《醉醒石》。且說有一位蘇學士，家窮娶了淮南莫老翁的女兒為妻。這莫氏女嫌他貧困，不能忍受這貧困，主動要求離去，蘇學士寫了休書給她，她再嫁為酒家婦，當壚賣酒，如卓文君狀。後來蘇學士中了進士，衣錦還鄉，過這酒家時，專門下轎，與前妻相見——……見櫃邊坐著一個端端正正、嫋嫋婷婷的婦人，卻正是莫氏。蘇進士見了道：“我且去見他一見，看他怎生待我。”叫住了轎，打著傘，穿著公服，竟到店中。那店主人正在那廂數錢，穿著兩截衣服，見個官來，躲了。那莫氏已認得是蘇進士了，卻也不羞不惱，打著臉。蘇進士向前，恭恭敬敬的作上一揖。他道，“你做你的官，我賣我的酒”，身也不動。蘇進士一笑而去。就這小說而言，是深責莫氏的，笑她有眼無珠，嫌人家窮，看不起窮士人，結果怎麼樣？人家富了吧，而且還作了官，可謂名利雙收。你後悔也來不及了，加上別人指指點點，這婦人就自盡而死。好在這小說還是寫真的，雖然指責莫氏女，又寫了莫氏女的個性。不錯，她離開這秀才就是嫌他窮。這當然不是最充分的理由，卻是可以理解的理由。而且，也不能證明她就真的後悔了，她畢竟不是朱買臣妻，當前夫富貴了，又要求人家收留自己，結果讓人家當麵向地上潑一盆水，弄出一個“覆水難收”的尷尬局麵。這莫氏女，確是敢作敢為，敢為又敢當，當初嫌你窮，離開你了，現在你富了，也不喪失自己的人格，隻顧端然而坐，“不羞也不惱”，連個笑容也不給。不羞是不後悔自己的行為，不惱是不嫉妒別人的富貴，而且平靜言道：“你作你的官，我賣我的酒”。真真一個好女子，烈女子，貞女子。當然，這蘇進士也不壞。他不因前妻嫌他貧窮而記恨，也不因自己中了進士而無禮。雖然我們可以對他的內心世界作各種猜想，但他對前妻的有禮貌的行為，依然值得今日的離婚者們借鑒。理在兩端，事有兩可，誰是誰非，何敢輕言！三是一未婚墮胎未遂事見《閱微草堂筆記?如是我聞三》。且說某醫者為人謹厚。一天晚上，有一位老媽媽拿一對金釧買墮胎草。那個時候，墮胎是不允許的，也是不道德的，醫者大驚，嚴辭拒絕。第二天，這老人又添珠花兩枝，還是來買墮胎藥。這醫生更不同意了。不想半年之後，他忽然夢見自己被鬼卒抓進陰司，說有人告他曾經殺害人命。告他的人，是一披發女子，脖子上還勒著紅巾，邊說邊哭，訴說向他買藥他不與的過程。這醫者不服，說：“藥是用來救人的，我哪敢用藥殺人以漁利，你們因為奸情敗露了，和我什麼關係？”這女子說：“我求藥的時候，懷孕還在初期，如果能夠墮胎，我就可以不死，那不過是破除一無知之血塊，而救了一待盡之生命，因為你的原因，沒有得到墮胎藥，以致於生下的孩子被人扼殺了，我本人也見逼而就縊，是你欲全一命，反戕兩命，不告你，又告誰呢？”這是一樁慘案，但罪責並非全在那醫生。醫生自有他的道理，而且這道理不但在彼時，就是在現在，也是站得住的。如我們中國這樣的國家，墮胎也要有一定的手續，不是派個人來，拿著藥走就可以的。在西方，對墮胎一事更是爭議多多，而且直到今天，未有定見。可見這不是一件1+1=2式的簡單事理。但那女子講的無疑更為深刻。雖然她的指向未必正確，但她的陳述，確實很有邏輯，也很有邏輯性的。這樣的事例，古已多有。秦末天下大亂，劉項相爭，最為引人注目。後來，項羽不能取勝，便把劉邦的父親和妻子抓起來，並且在廣武山前，要當著劉邦的麵，烹殺他的父親。於是劉邦打馬至軍前，說了一番“奇論”。他對項羽說：你我曾是結義兄弟，我的父親其實也就是你的父親，現在既然你要烹死自己的父親，那麼好吧，分一杯羹給我吧！劉邦本是無賴出身，這一番舉動更表明了他無賴的個性。雖是無賴，這一番言語，也不能說沒有道理。項羽是個殺人魔王，殺宋義，殺子嬰，坑降卒，燒阿房，罪行多多，不一而足，但在劉邦的這番話前，他卻有點無可奈何。因為他確實和劉邦結拜過兄弟，那麼劉邦的父親就真真切切是他的義父啦，一個人能把義父用油烹了，這人還能算人嗎？所以他雖然氣得七竅生煙，還是沒有下這毒手。由此想到現代社會中兒女與老人的關係、與老人晚年的幸福問題。其中也頗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理由在內。中國人古有孝道傳統，古時候的為子之道，有壓迫和歧視兒子之嫌不說，但這傳統是必要的，而且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能事親孝親。這一點，隻消觀察一下周圍就可以知道作者說的並非虛話。但兩代人之間的見解往往有差距。在兒女那一麵看，極好極好的事，在老人這一麵看，卻不能接受，甚至不能理解。以電器論，現在的電視是越換越大，但老人的觀點是舊的沒壞，換新的就是浪費。兒子總認為，讓老人總看十四寸、十八寸的電視，有些過意不去，於是執意要給老人換大電視。但老人認為那純粹是浪費，浪費就不高興，不但不能領情，還會因此而生氣。於是一片好心，不歡而散。兒女為著減輕老人的勞動，要買微波爐、買自動洗衣機，還買VCD、DVD，但老人不能理解。他認為，我做了一輩子飯，別的不會，飯還不會做？要什麼微波爐！舊洗衣機又沒壞，換什麼新的！那理由還和不換大彩電的理由一樣。至於VCD、DVD之類，就更不喜歡了。“現在的電視節目那麼多，還看不過來呢！再買些別的玩藝，不是有錢沒處花——糟嗎？”說到吃飯，也是矛盾。到了節日或者生日之類，兒女們希望到外麵去吃，而且照我的觀點，如果我吃過的，我的家人沒有吃過，我就不安逸。但老人家未必這樣想，他們覺得外麵有什麼好？無非是多花錢。多花錢還不見得好呢，他們寧可自己下廚房，一方麵這符合他們的生活習慣，另一方麵也願意讓兒女們嚐嚐自己的手藝。還有旅遊問題。孩子們有了積蓄，希望自己的父母在身體好的時候，能到外麵看一看，走一走。但老人的習慣，卻常常不出門，而且有不出門的各種理由；好不容易同意出門了，一聽飛機票的單價，馬上又不同意了。他們覺得兒子的血汗錢，不能都花在那上麵。他們更喜歡和兒女們住在一起，聊天也行，不聊也行，說多也行，說少也行，什麼不幹，就坐那嗑瓜子看電視也行，反正兒女在身邊，就是一大樂事。兒女在老人身邊確實不錯，就是不在身邊常回來看看走走，也很不錯。這想法頗合絕大多數中國老人的心意，也合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想法。所以《常回家看看》那首歌一出來，受到社會的歡迎。但是，常回家看看，說得容易，做得也難。尤其現代人，不但很忙，而且忙得很有風險。你為老板打工，誤了一件事，就可能被炒魷魚。你做生意，雖然可能賺大錢，但卻勞神費力，不能清閑。錯過一個小時，生意沒了，損失大了去。處在生意場上的人，對此無不理解；在很多時候，他們確實有看看老人的願望，但這願望不見得總能實現。在老人那一麵看，錢、物，都不是主要的，隻要兒女常來，自己就滿意。在兒女這一麵看，給老人錢，絕不心疼，給老人物絕不吝嗇，如果沒空常回家走走，也希望老人可以理解。古人也有這樣的情況，他們的理論是：自古忠孝不能兩全，那麼就盡忠為孝。現代人還沒有找到類似的能為各方接受的理論，於是真理有了兩端性。真理兩端性問題，不但表現在家庭生活方麵，朋友間也是如此。現在北京人現代觀念多了，一般不向朋友借錢。但在過去，或者農村，借錢還是常事，因為借錢常常借出許多矛盾，所謂好事變壞事，其中的邏輯也很糾纏。一個人借了三個人的錢，基中兩位是一般朋友，一位是極好的朋友，請問，還錢的時候，應該先還給哪一位？一種說法，是先還最好的朋友，為什麼這麼說？因為他是最好的朋友。另一種說法是先還一般朋友，為什麼？因為你是最好的朋友，晚還些日子，也沒關係。好朋友就慢還錢，這說得過去嗎？反之，好朋友就得先還錢，否則就不夠朋友；但這還是真朋友嗎？朋友二字，重有千斤，不想就因為幾個銅板，常常鬧得交情走淡，且不說交情兩散，或交情斷絕。朋友之外，很多社會行為，也有這樣的情況，我在某個地方說過數字的困惑。數字有什麼困惑？以某種檢測癌症的儀器為例。試驗證明，其有效率為90%。90%的療效，應該說是不錯了，但這可以有兩方麵的理解。往好的理解，對10萬人進行檢查，其有效率90%，那麼就有9萬人的檢查效果可以確認無疑，這實在是一種很不錯的儀器。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90%的正確率，那就是有10%的誤差率，如果是檢查有沒有腳氣這類毛病也就罷了，偏偏是查癌症這樣的病症，你隻有90%的正確率，那麼每10萬人中，就有1萬人的檢查結果可能不對，這是一件小事嗎？中國有13億人，隻給10%的人去檢查那也是1300萬，而誤差率在10%，那就有130萬的結果可能是錯誤的。這樣的誤差，放在誰的頭上，都夠嗆！本來你沒病，查錯了，正好放那10%中去了，可恨不可恨！本來你有病，又進了那10%中去了，結果耽誤了，可怕不可怕？！90%的評價標準，是好，是壞，一時難論。這使我想起“文革”中以至於曆次政治運動中，常常出現的團結90%以上群眾的說法，或者說團結95%以上的群眾說法。這說法聽起來是何等安全，然而又是何等危險，當把它作為一種鬥爭策略時，那就更其危險了。真理的兩端性，在藝術方麵尤有體現。中國民族戲劇，是雙重性表現。但近幾十年來，受所謂現實主義方法的影響，一些人教戲、講戲，開口就是演人物，閉口還是演人物。演戲當然要演人物，如果演張飛不像張飛，演趙雲又不像趙雲，那不壞了，但演人物不是表演的全部。一方麵要演人物，一方麵又要展示演員的所長。所以同演孔明，譚富英是一個演法，馬連良是另一個演法，奚嘯伯還是一演法，楊寶森又是一演法。一個人物四種演法，單以後四大須生而論，可以說都有成功的表演。他們不但演示了人物，而具還展示了自己的表演風格，表演特色。因為展示了自己的獨特的演出風采，所以馬連良的孔明才稱作馬派孔明，譚富英的孔明稱作譚派孔明。這種雙重展示，其實體現的也就是真理的兩端性。又想到書法。漢字是獨特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藝術載體。按理說，一個字的美，它的最美的形態，隻能有一個，而事實上，那最美的形態，肯定不止一個，因為我們實在無法確定哪種美可以確認為最美。同一個漢字，可以用真、草、隸、篆四種表現方式，有誰能判斷這四種方式的表現，哪一種更美呢？同一個漢字，同一種書體，又可以因流派不同而有不同的寫法。同為楷書，歐陽詢是一種寫法，柳公權是一種寫法，顏真卿又是一種寫法，趙孟頫還是一種寫法，顏、柳、歐、趙，各成一體，判定這寫法哪種最美，實在說可能就是一個永無共識的難題。還有圍棋。圍棋的高妙，在於人類終究不能窮盡它的下法，再下10000年，還會有新的棋局出現。所以我們不能說，哪種下法是最好的。圍棋沒有最好的下法，但有最新的發現、最新的流派。如果說這些流派，每一個流派都代表一個“真”的話，那麼，這真就不僅具有兩端性，而且具有多端性了。下棋如同治國。治理國家，其實也有無窮的治國方法。但治國不能方法多變；朝令夕改，便是大謬。但方法是多樣的，卻可以肯定無疑，而且，因為治國者的個性不同，那方式肯定各有變化。美國小羅斯福總統是一個治法，杜魯門又是一個治法，艾森意威爾還是一個治法，到了肯尼迪時代，又是一種治法。雖然也有前後一致的地方，畢竟又有許多不同。這幾位美國總統，從他的治國效果看，都可以看成是成功的總統。我們還可以這樣設想，假設羅斯福未曾在任上逝世，那麼，他的接任總統也可能就不是杜魯門了。同理，如果肯尼迪沒有獲勝，實在他獲勝的選票在當時也有不少的疑問，那麼尼克鬆就會當選，如果由他在1960年代就領導美國，美國的對外政策可能與肯尼迪、約翰遜的時代會有許多不同。當然，我們常常說，曆史不能假設。曆史雖不能假設，但曆史卻有邏輯可尋。曆史的邏輯是：治國方式既有多種選擇，那麼就不能認定哪一種方式一定正確，100%正確，有誰稍不留意，就說你是反黨集團，就像1959年廬山會議出現的那種局麵一樣。綜上所述，真理的兩端性的啟迪是：真理的存在方式也屬於結構方式，那種抓住一點、不計其餘的認識方法與作法，很容易走進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