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真理、常識與謬誤
1.真理的品性
最基礎的品性是獨立性。從獨立性出發，又具有邏輯性與創造性。三位一體，即是真理的品性。獨立性不可或缺。正所謂人有人格，文有文格。沒有獨立人格的人，不能算現代人。儒學時代，人是等級化的，尤其女性，除非你是皇帝，像武則天一樣的，那麼於君要忠，於父要孝，於夫要節，於友要義。忠、孝、節、義，平等沒了。沒有平等，還會有獨立人格嗎？不會有。隻有有山靠山，有樹靠樹，沒山沒樹，隻會晃悠。真理也是如此，無論任何一種科學或者任何一種理論，如果它不是獨立的，那就值得懷疑。不是獨立的，雖然也可能有各種原因，但沒有一種原因是站得住的，抄人家行嗎？抄襲等於盜書，不行吧！搶人家行嗎？搶人家的觀點等於搶劫，又不行吧 ！幫助可以，但要說明，則便有巧取豪奪之嫌。這個且不管它。如果連一點獨立品性都沒有，橫看也像個奴才，豎看又像個奴才，橫看豎看全是奴才，這樣的理論就不配稱作理論，這樣的科學就是假科學。奴顏婢膝，何理論科學之有？因為獨立性，必有邏輯性。獨立性是邏輯性的基礎，邏輯性是獨立性的延伸，獨立性不是一篇宣言，一種願望，它既要特定的內涵，又需要用邏輯求證明。凡理論都是有邏輯的，沒有這邏輯，也有反邏輯。一些非理性或解構性作品，對理性反感，但依然有它的內在邏輯。一點邏輯全無，兩不搭界，或者可以歸於某種信仰，或者幹脆就是迷信。還有創造性。獨立性是基礎性本性，創造性則是發展性本性。獨立性表現的是基礎，邏輯性表現的是過程，創造性表現的是結果。而一個沒有結果的事情，不管看上去多麼耀眼，總是有點不妙，一株不開花的植物，一棵不結果的果木，別的不談，它自己就無法傳衍生命。真理無創造，生命戛然而止。獨立盡管獨立，邏輯盡管邏輯，一旦失去生命，立刻化為烏有。這裏著重討論的是獨立性。獨立性即不受宗教幹擾，不受政治幹擾，不受權力幹擾，不受人為的任何非相關因素的幹擾。西方中世紀的學術，是受宗教幹擾的，神學是主人，其餘多種都是婢女。處在婢女的地位，研究結果可想而知。所以我們讀中世紀的那些具有經典意義的哲學類著作，總覺得那是一種折磨，是一種對人生的折磨，對智慧的折磨，對學術人格的折磨，也是對哲學的折磨。進而又想，能在那樣的環境中，寫過那樣的作品，也真是可憐而又真是難得。真理不應受政治的影響。政治有政治的理念，學術有學術的理念，一點不可混淆。政治幹預學術，從古至今，沒有成功的範例，隻有失敗的教訓。如果還要加上學術為政治服務這樣的限定，那學術就更沒有希望了。中國“極左”時期，一切為政治服務，服務的結果怎麼樣？那些一心為政治服務的人中，沒有一個能做出學術成就的。而且現在回頭望去，那些政治化的著作，看著隻是令人鬱悶，令人生煩，令人作嘔。就是作者本人，如果你是曉得羞愧的，也會深深自責，縱然不知羞愧的，也一定不願讓他們刊登於世，實在這不是他的榮光。追求真理，更不能受權力的幹擾。封建時代的主權，是可以擁有一切的，但那結果隻是欺壓了學術，並沒有給學術以任何動力。現代文明下的政治權力，隻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職業，而最高權力屬於人民，濫用權力幹擾學術，就該對這權力予以約束。無論哪種情況，權力幹擾學術，隻能使學術權力化，或者化為權力的奴才，或者化為權力的附庸。化為權力的奴才，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一心聽命的奴才，那不過是活的聲筒而已，不問是非曲折，隻惟權力的馬首是瞻。權力向東，他不向西，權力向南，他不向北。結果是滿足了權力的欲望，自己卻找不到北了。一種是狗仗人勢的豪奴，不但惟權力的命是聽，還要作權力的幫凶，而且點子比權勢者更多，心胸比權勢者更窄，品性比權勢者更壞。他們手中的筆已經變成棍子，動輒就要打人，就要傷人，在特別惡劣的環境下，這棍子又成了屠刀，不但打人傷人，還要以筆殺人。這般時刻，這般情況，再提真理二字，都叫人覺得惡心。追求真理，也不受其他人為因素的影響，既不受父母的影響，也不受師長的影響。真理有它自己的邏輯，合於這邏輯的，就是自己仇人說的，也能承認；不合這邏輯的，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說的，也不能苟同。然而，真能做到這些，確又不易，大為不易，中國自1949年至改革開放，幾十年時間，敢於為真理執言的人物，沒有幾個，陳寅恪先生是一個，張聞天先生是一個，梁漱溟先生是一個，顧準先生是一個，遇羅克先生也是一個。餘者或者還有，但數量肯定不多。彼時的中國有10多億人，敢為真理而言的不過數人，可悲也夫，可歎也夫，可憐也夫，可異也夫。陳寅恪先生自是中國學術的典範。1950年代初期，科學院要調陳寅恪進北京，作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這對陳寅恪而言，顯然是一次機會，但陳寅恪首先想到的是學術自由，為此，他向征調者提出兩條要求。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高舉馬列主義，並不搞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這二條，尤其是第一條，在當時不啻晴天霹靂。然而，從陳寅恪先生那一麵看，卻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實實“勢有必要，理所當然”。他寫給科學院的“答複”中這樣寫道：沒有自由思想，沒有自由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了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王國維即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如此。我與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結果任公看，梁任公隻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是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陳寅恪的獨立精神，自由意誌是無可變通的，此陳寅恪之為陳寅恪者也。“極左”時期，也講堅持真理，糾正錯誤，甚至還提倡“六不怕”。但那種堅持真理，糾正錯誤，不過是一種政治口號而已。你千萬別信，一信準得上當。否則，當了“右派”，就怨不得別人，隻能怨你自己沒有政治頭腦了。“六不怕”也不要信，六不怕的內容記不清了，隻記得這其中有不怕撤職，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老婆離婚這四個“不怕”。這四個不怕，其實很可怕。好好一個人，一個正常人，如果他不是正常人的話，為什麼不怕撤職，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老婆離婚呢？而這提出“六不怕”的出發點就是問題，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怕不怕，而是該不該，為什麼動不動就把人家撤了職，就讓人家坐牢，就要以殺頭作威脅，就要逼人家老婆離婚？為著真理，殺頭並不足懼。然而，更可怕的是，你固然有唐?吉訶德大戰風車的精神，卻終於抵不住人家預設的陷阱。到頭來，才知道，可也不過是權勢者自命清高的“假撇清”。六不怕固然可怕，更可恨的是迷失了自己。迷失了自己，就是迷失了獨立人格。“極左”時代的學術人物中，大人物不少，迷失了自己的人更多。但他們中的一些人，也有極其不凡的經曆，也有令人羨慕的曆史，也曾幾經危難，也曾出生入死。這樣的人中，郭沫若是一個代表，周揚也是一個代表。要說他們是貪生怕死之輩，那就錯了，郭沫若若是怕死，在民主革命年代，能參加共產黨嗎？能作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的副主任嗎？能大罵蔣介石嗎？周揚若是貪生怕死，能在那樣的年代，做地下工作嗎？能領導白區的文藝鬥爭嗎？能義無反顧堅持革命嗎？他們雖不怕死，實在說，死亡對他們都是小事。但看他們在極左時代的表現，卻又讓人扼腕，令人不解，甚至令人遺憾，令人痛心。以至很多受害者，永遠不能原諒周揚，而很多極具耿直之心的人也一直不能原諒郭沫若。像郭沫若、周揚這樣的人，死都不怕，還怕什麼呢？是不是他們的人生觀念甚至人的品性發生大變化了呢？也不是，至少是不完全是。但看粉碎“四人幫”後郭沫若的表現，尤其是周揚晚年在“異化”問題上的表現，可以說，他們並沒有改變自己的性格，也沒有放棄自己的信念。在我看來，對我們中國人而言，比死更可怕的，乃是“人民的名義”，乃是“革命的名義”，尤其是當這些名義成為一種狂熱的社會時尚時，雖英雄亦未免怯步。中國有句老話，叫作寧鬥獨夫，不犯眾怒。在那社會狂熱的時代，差不多人人都在高呼領袖萬歲，人人都相信領袖英明偉大，而且不是一般地英明偉大，而是無限英明無限偉大。這個時候，要站穩自己的學術立場、真理立場，確實是太難了。對此，我相信凡是經過“文革”的人會有真切的體會，凡是經過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社會大變化的人更會有真切的體會。那個時候，人們見到毛主席，是會熱淚盈眶的，這不是作戲，而是真情流露；那個時候，人們學習毛主席著作，是如醉如癡的，深信那上麵的話，句句是真理，這不是哪個人的做作，而是真心投入；那個時候，有誰反對毛主席，或者毛澤東主席說有人反對他，或者人們認定，有誰是反對毛主席的，不管這人是誰，他一定不會得到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原諒，就是把他們殺了，人們也會拍手稱快，認為罪有應得。所以梁漱溟倒黴的時候，沒有幾個同情者；彭德懷被打倒時，更沒有幾個同情者；劉、鄧、陶被打倒的時候，也沒有幾個同情者，就是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的時候，都沒有幾個同情者。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整個民族的蒙眛，但我認為這是一種巨大的文化悲劇。在這個悲劇麵前，能挺身而出的確實傑出，不能挺身而出的卻也情有可原。這說明，真理的獨立性不是件簡單的事，尤其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所謂人有人格，文有文格，有時會為此付出鮮血，有時會為此付出生命。但沒有真理的品性，還談什麼真理。而沒有舍命追求真理的人，將是更大的不幸。隻是不要忘記，一個文明時代，不但要對人提出要求，而且要對這社會本身提出要求，畢竟人的文明與社會的文明，無論對真理而言還是對人類的命運而言，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