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真的文化傳統與價值追求
對真的追求，又有文化傳統之別。比較中西文化，可以看到這種差異，不但非常鮮明，而且取向不同。即使像陳寅恪先生這樣出類拔萃、學貫中西的人物，中國傳統文化在他的身上同樣有鮮明的烙印。比如前麵講的，陳寅恪先生答複科學院時兩條要求，那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就是全然中國式的。西方人為了保證自己學術自由，不會想到總統，也不會想到黨的負責人，除去上帝之外，他們很少會顧忌這許多。那些啟蒙主義大師，連上帝都不放在眼裏，在他們那裏，理性高於一切。中國文化傳統重道德，輕智慧；重性情，輕邏輯；重知識，輕思想；重文章，輕體係。下麵，依次述之。（1）重道德之真，輕智慧之真。中國人並非不重“真”，不愛“真”。但真與真也有不同。西方人的“真”，當作真理解、智慧解。早在古希臘時代，就認定哲學乃是有關智慧的學問。中國人重真，不是智慧之真，也非真理的真，而是道德之真，即真實、真誠、真情、真愛。對朋友的不忠誠，就是不真，這是中國人最難容忍的；對家人不忠誠，也是不真，同樣是中國人無法忍受的；對帝王不忠誠，就不僅是不真，而且是不忠了；對父母不忠誠，也不僅是不真，而且是不孝了；不忠不孝，在那樣的時代，別說真偽，連作人的資格都沒了。談到真理的時候可就少了。中國人雖非不重視智慧，但總認為，德是第一位的，沒有德行作基礎，其他一切都是白費。所以寧要忠誠的傻子，也不要有個性的天才。而且在整個儒學時代，“三綱五常”都是人之大防，國這根本。才也，學也，林也，能也，都是小道。因為中國文化傳統如此，所以即使現代中國人，也往往進入道德的誤區，他們可以為著一點麵子而拋棄文明，也可以因為一點人情而放棄真理。這不是危言聳聽，我在前邊所舉事例可以為此作證。（2）重性情之真，輕邏輯之真。中國人重道德，也重性情。然而，這兩個範疇不全是兼容的。那些正襟危坐的所謂道德之士，往往不講性情，而且認為性情是匹野馬，如果沒有禮教管著，它不會為善，隻會為害。講性情的多是才子，多是些放浪形骸、風流倜儻、行止不拘之士。這樣的人，先秦也曾有之，魏晉更其典型，大約《世說新語》中記述的種種風流，體現的便是這性情二字。性情中人，不受或不肯受禮法的約束，他們常常敢愛敢恨，能愛能恨，而且無論出身貴賤，都很有個性。這實在是中國禮教時代的一束光華，一種異聲。然而，即使是異聲，也不過是異聲而已。他們可以賞風花，賞雪月，賞山水，賞佳人，賞琴棋，賞書畫，賞文物，賞歌吹，賞戲文，賞妙典，賞美食，賞錦衣，賞奇花異草，賞特立獨行；講到邏輯二字，卻少有與聞。中國式的性情，其長處，多在風流，少在創見。既然少在創見，邏輯於它便沒有多少意義，理性對它也沒有多少價值。所以性情固然性情，隻是與真理相去尚遠。（3）重知識之真，輕思想之真。中國古人，尤其是古代學人，學習作得最是紮實，但那範疇，主要表現在知識方麵，而不是思想方麵。漢人講訓詁，已經是大學問，它可以把已經失效的文字再考據出來，這功夫不能說不深不大。宋人講理義，好像進了思想的範疇，然而還是以知識為主，理是儒學經典之理，義是儒學經典之義，縱然有些創見，也不肯稱作創見，隻敢說代聖賢立言。清人講考據，又進入技術化殿堂，雖然一據一式，都可圈可點，但講到思想創造，卻又不敢恭維。中國人重知識，而且重交流，古人說的皆是好的，聖人說的皆是對的，像亞裏士多德那樣，敢與老師叫板的人，可說一個也無。像西方哲學那樣，立論就要批判前人， 不批判前人絕不肯幹休的那種學問之爭，在中國人這裏更是絕無僅有。所以2000年古代文明，中國人為聖人作工具作犧牲的可說數不勝數，而在聖人麵前指劃腳的人可就少了，敢與聖人平起平坐，說你聖我也不差，甚至比你還聖的人，在五四運動之前，一個也不曾見過，五四運動之後，很快又銷聲匿跡了。由此想到中國人的考試。漢代人考試，要以儒學經典為本；隋唐建立科學製，儒學經典的地位更其崇高無比；到了明代，以八股取士，連文字都有了固定的樣子，創造雲雲，若非神經錯亂，就是不想活了。即使改革開放後，中國式的教育依然屬於應試教育；中國式的考試，依然屬於填鴨式考試。上官子木先生對東西方的考試標準很有研究，他說：中國的評分標準非常細節化，即答案必須包括哪幾個要點， 甚至於要包括哪幾個關鍵句、關鍵詞。論述題則注重於綜述他人觀點且越全麵越好，即強調對文獻資料掌握的全麵性。這就鼓勵學生答題時多多益善，以便有更大的可能把標準答案中的諸要點囊括進去。因此，中國的學生常常有短話長說的不良文風，文章寫得長而平庸。因為這樣的評分標準，使得中國學生的文章創造少而引證多，隻見“全麵開花”，不見“一點突破”。我在十多年前也曾在某本書中說過，現代人研究學問與前人不同，前人作學問，是越全麵越好，一旦被人挑出錯來，就算失敗；而現代人作學問，不求沒錯誤，但求有創見，但有新的發現，就是成功。（4）重文章之真，輕體係之真。中國人喜歡寫文章，而且在很長很長的曆史時期內，文章都是進身之本，成名之本，立言之本。不能寫好文章，有時會影響仕途，更會影響才名。先秦諸子皆是文章高手，唐宋八大家全是文海俊傑，明清學人個個堪稱文墨先生。但中國人的文章，不重視理論，也不重視體係，更不重視理性。中國人的文章二字，按《辭海》的解釋，有六種含義。這六種含義分別為：作色彩或花紋解；作文字解；作文體解；作禮樂法度解；作本服旌旗解；還作曲折隱蔽的情節解。從這六解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式的文章之“真”，主要是文章之美。文章寫得漂亮，寫得有性格，寫得合道義，寫得不同凡響，夠了，這個就是好文章。至於體係雲雲，理性雲雲，別去管他。所以看中國人的文章，從古代至現代，沒有一個講究體係的。而且從近代到現代，也很少有自己獨特的理論體係的。很多是照搬一個體係，而且多半是照搬權威性理論體係。這種搬法，馬克思在天有靈，定是嗤之以鼻。沒體係，更少理性。雖少理性，卻不少禮性。每每講到忠孝仁義就會控製不住自己的情緒，每每寫到人情深處，也確有打動人心的力量。唯獨很少人文主義式的那種大精神，也缺乏啟蒙主義式的那種大信念。美是美了，真卻未真。現代中國人的求真路程，就應該是注重批判文化傳統的過程，批判傳統，並非不要傳統，目的隻是有別舊人，成為新人。
3.真理與常識的互換
（1）真理是正在探索的對象或尚未普及的對象。這也是給真理的一種定性。真理首先是正在探索的對象。可以稱為真理的，都應該是未經普識的內容，否則，就是把常識誤作了真理，這一點，稍後再講。真理是探索的對象；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既是可知的，又是未知的。它無疑是可知的，如果永不可知，那就永遠不能成為真理。但真理一旦被知，實際上，它在本質上已經失去真理的本義——真理一旦被知，隨即走向常識。真理的奇妙之處也在這裏。一項科研成果，在它未得出結論之前，它隻是探索的對象，能否有結論，未知；結論是否正確，也未知。而它一旦被發現，並且被證實，真理開始化作常識。哥白尼的“日心說”如此，賽爾惟特的血液循環理論如此，牛頓的三大定律如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是如此。遠古人不知道什麼叫1+1=2，這就是探索的對象。而一旦人類知道了1+1就等於2，它的真理桂冠便已脫去，常識身份隨之確定。人類發現鑽木可以取火之前，這是探索的對象，這個時候，鑽木取火就是真理。而一旦人類掌握了這項技術，它就化作了常識。真理需要探索，常識人人可知。但從現實生活中看，不見得真理一被發現，就馬上被社會所接受。這需要一個過程。以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為例，直到今天，也不是人人都明白了它的含義，甚至多數人對它的確切含義至今也是不明不白。真理未曾普及時，這還具有真理性，雖然在發現者那一麵看，它已經是常識了，就如同弗萊明發現青黴素一樣。但對於未曾知道青黴素性質和功能的人來說，它還是一個謎。但這個謎也不是發現之謎，而是傳播之謎。我們常常講的，為捍衛真理而戰，主要就是為傳播真理而戰。達爾文發現了進化論，但人們不是馬上就接受了這個理念，很多人不理解這理論，還有很多人堅決反對這理，仇視這理論。於是出來一個赫胥黎，他相信進化論，而且全身心投入，為傳播進化論而奮鬥。他也曾遭受攻擊，他也曾與人發生大論戰，“進化論”雖然不是他發現的，但他一生的“戰鬥”，堪稱真理的忠實走狗。民主製也是一個真理，而且是社會真理。民主製的曆史很早，但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拒絕民主製的國家。你雖然是真理，但有人不接受這真理。因為有人不接受它，甚至反對它，攻擊它，所以它的真理身份依然存在。到了某一天，人人知道民主製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經之路，而且每個國家都實行了民主製度，到那時候，民主製的真理光環也就悄然退去了。真理退去光環，實在是件好事，它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文明的提高，科學的進步。（2）把常識當作真理，就是對真理的庸俗化。真理一旦化作常識，它的性質就變了。站在曆史的角度看，雖然凡常識皆由真理而來，卻不可以把常識當作真理。把常識當作真理，害處之一，是固步自封，不求進取。實際上，尚未完全認識的事物，都是真理的對象。科學的探索是永遠無止境的，那麼真理的探索也就是永無止境的。有些已知真理，隻能特定的意義上說它是已知的。哥白尼之前的歐洲中世紀，認定“地心說”，哥白尼發現“日心說”就是發現了真理，但“日心說”其實也不能正確反映地球的天文環境。這個真理是有限的，於是來了伽利略。伽利略是曆史上最偉大的科學人物，但也沒有也不能完成一切科學發現，於是又有了牛頓。科學的發現永無止境。因而將常識當作真理，就不但有庸俗化嫌疑，而且會阻礙科學進步。把常識當作真理，又可能導致教條主義。教條主義者了解了很多社會科學規律，就認為天下大事無所不知，本人真理在胸，無所不能，說話也是真理，吃飯也是真理，撒尿也是真理，放屁也是真理，這就荒唐了。而且，一旦把這種荒唐作為立論的基礎，這荒唐還會加倍，一旦把這荒唐用於社會實踐甚至作為製定路線與政策的基礎，造成的危害可就大了。把真理庸俗化的另一大表現，就是把複雜的真理，任意簡化，把一個體係簡化成一篇文章，把一篇文章簡化成幾則要點，把幾則要點簡化成幾條定義，又把幾條定義簡化成幾句口號，然後認定，有了這幾句口號，就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了。中國古來確有這樣的傳統：商君獻策，不過幾章；陳平獻計，不過幾條；賈誼上書，不過幾篇；魏征進奏，不過幾款。然而，現代社會，何等複雜，如果運用這樣的方式去管理這複雜的社會，不但與法製目標相去甚遠，而且與現代化管理實踐亦可謂背道而馳。真理必然化作常識，常識卻不能成為真理。常識不過是常識。你不能說，把常識講一萬遍，它就升級了，就搖身一變，身份百倍了，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戈培爾說：“謊言說100遍，就會成為真理。”這不過是掩耳盜鈴罷了。謊言說100遍既不會成為真理，常識說1000遍還是常識，不，那就不是常識——常識說1000遍，就成了廢話。（3）常識亦未可輕忽。常識也有它的意義。首先是科普意義。科普是個大事情，對於像中國這樣缺少科學的國家，科普更未可輕忽。科普不是僅僅“普”給青少年的，中年人也需要科普，老年人還需要科普；不是說活到老、學到老嗎？現代科學發展極快，新的研究成果呈幾何級增長。重大的科研成果，當然還是這樣，但新科學、新技術、新材料，確實內容很多，意義很大。電腦的前途如何，基因的作用如何，納米技術如何，這些不是人人都知道的，更不是生而知之的。一方麵，固然需要在學校教育中盡可能增加這方麵的內容。另一方麵，也要向全社會進行宣傳，讓人人——如果有可能的話——都能享受到了解這新的科學成果與進程的樂趣。科普的這種作用，可以說是無可替代的。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我還沒有看到一部可以廣泛傳播並取得經典性地位的科普著作。常識又常常隱含著真理的萌芽。換句話說，在這個層麵，它屬於常識，進一步發掘，又會發現新的真理。剛剛舉過的“日 心說”的例子，其實就是這種情形。美國赫差?裏特寫過一本《回到常識》。他認為：在給現今世界帶來可怕的危害的經濟謬誤中，十分之九是忽 視這常識的直接結果。那些謬誤全部根源於兩個中心錯誤之一，或者二者兼有，即隻分析一項政策或建議的某種結果，以及僅僅考慮其對於某一特殊集團的影響而忽略了其餘的集團。順便說，真理與常識的轉換，又有文科、理科之別。理科研究，這個特征尤其明顯；文科研究，雖然也遵循這樣的規律，但它常常是回過頭去，作曆史性反思，並在對曆史性反思中又發掘出新的內容。以本套書討論的六個問題為例，這六個問題是：生與死，貧與富，真與偽，善與惡，美與醜和性與情，可以說是老而又老的問題了，然而，人類最可怕的錯誤，常常不是真理性錯誤，而是常識性錯誤。常識性錯誤即低級錯誤，低級錯誤就是根本不該出錯的地方出了錯。往往一場關健的比賽，隻是因為出了一個低級錯誤，就斷送了一次曆史性機會。而如果一個社會也犯低級性錯誤，那麼，造成的後果就更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