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爭鳴、批判與寬容
1、有爭鳴才有共鳴，有共鳴才好選擇
爭鳴的基礎在於鳴。首先要“叫”出來，然後才有其他。百家爭鳴，先要有百家之聲，家家發聲，且聲與聲不同，才有爭鳴。百花齊放，先要有百花作基礎，有了這個基礎，才能齊放。既是百花齊放，就不能挑挑揀揀。這個花形象富貴，好，放；那個花樣子低賤，呸，不準放；這個花鮮豔靚麗，美，放；那個花土頭土腦，醜，不準放。甚至連靚麗也成了缺點，怕它有腐蝕革命者心靈之嫌，因為你漂亮，所以，也不準許放。如果是這樣，還有可能百花齊放嗎？鳴也是如此。百家爭鳴，如同百鳥鳴春。百鳥是個形象之詞，如同百花是個形象之詞一樣。名為百鳥，未止百鳥，隻要是鳥，就可以開鳴。黃鸝善叫，畫眉有一條美妙的歌喉，八哥專門模仿他人，都好。這是歌唱家級的鳴唱家，盡管去鳴；喜鵲的聲音，聽著入耳，鳴；麻雀的聲音，雖亂而活潑，鳴；靛頜的聲音，委婉奇妙，鳴；杜鵑的聲音，別有深意，鳴；鴿子的聲音，專走中低音區，鳴；就是烏鴉的聲音，有些刺耳，刺耳不過是人的偏見，偏見不予考慮，鳴；貓頭鷹的聲音單是一路，似笑而非笑，人耳朵聽著有點不太習慣，但這是鳥界的自由，鳴；天鵝不肯出聲，但自由永遠存在，家鵝嗓門巨大，鴨子別有風情，都請盡展歌喉。既是百家爭鳴，鳴者必有其權。但有鳴者，都有鳴的權利，鳴不鳴是鳴者的事，聽不聽是聽者的事。你可以對此鳴心往神儀，也可以對彼鳴心煩意亂，但是不能成為打壓別人的理由。中國先秦時期，之所以有那麼大的曆史性貢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家各派，都可以自由發展。雖然彼此間也有爭議多多，但極少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或者他人的權力對其他學派進行幹涉、進行鎮壓的。春秋戰國時代，雖然是一個動蕩的時代，卻又是一個自由的時代，它沒有文字獄、也沒有因為哪一家的主張不合諸侯的意見，就把他封起來、關起來、抓起來，讓他免開尊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本來是二千多年前的故事，上世紀五十年代，要給大家點自由了，於是舊話重提，也讓百花各放，也準百家爭鳴。然而，不要說百花，剛有那麼三兩種花開出個小小的花骨朵；不要說齊放，剛有那麼三兩家放了一個小插曲，便不得了了。說是“右派”猖獗，而且有預謀，有組織，有主將，有副將，有首惡，有從犯，有人煽風點火，有人上竄下跳，不為別的，就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事理，真真匪夷所思，這樣的結果，真讓天地心寒。然而有理論。理論之一，既有鮮花，又有毒草論。百花齊放，對呀，本領袖沒有食言呀！但準許放鮮花，沒有準許放毒草哇。鮮花可放，毒草必除，你是毒草，所以非除不可，不但非除不可，還要斬草除根。於是七亂八亂，差不多開放的早些的，有點刺的，有點味的，有點不合權貴者心意的，甚至不合權貴者夫人喜好的，全成了毒草，好端端一個中國，竟是毒草橫生。理論之二，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兩家論。明明是百家爭鳴，一爭鳴，變成兩家了，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就像變戲法一樣，剛才還是盆花，轉眼成了條蛇，而且還是條劇毒的眼鏡蛇，眼鏡王蛇。是花可以欣賞，是蛇就要打擊，而且打蛇專打七寸，堅決不作東郭先生。於是七打八打，不但蛇沒了，花沒了，連戲法本身都沒了。花幹草盡，成了沙漠。理論之三，東風一定壓倒西風論。《紅樓夢》上，引了這麼一句話：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這話啟蒙了毛澤東主席，於是領袖一引，上下影響。這兩句話語馬上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經。東風是誰？無產階級及其陣營；西風是誰？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及其各種思想、理論。東風與西風較勁，正像兩軍對戰，不是你勝，就是我勝，沒有調合的餘地。於是一時之間，東風大作，東風直下三萬裏，不但要吹遍中國，而且要吹遍世界。種種理論，難以盡道，但隻看這三論，就可以知道那時一個什麼狀況。這樣的理論，根本與理論無關，不過是權勢加詭辨而已，甚至連辨都不要辨，隻管強調本性，隻能指鹿為馬。本來是討論百花齊放的，又帶出一堆毒草來，就是隨意改變命題。比如“你去買醬油，忽然又冒出石油問題來了，這道理通不通。”明明是吃山西菜，一大半是該加點高醋的，但你忽然想起辣椒來了，說不辣本人就不付賬，這可以嗎？本來是去醫院看病的，忽然你想起健身來了，說不健壯就拿醫生是問，這合乎邏輯嗎？還有兩家論。既是兩家，而且認定隻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家，為什麼還提“百家爭鳴”？明明是兩家，又去提百家，剛剛說百家，轉眼變兩家，這不是作好套子讓別人鑽嗎？百家若能成立，兩家就屬於另一範疇，兩家既是鐵定的真理，就該唯提出百家爭鳴的人是問。這個才是合乎邏輯吧！還有所謂東風壓倒西風論。風這東西，最好轉向，而且唯有轉向，才能有風，如果一味的隻刮一種風，那怕這風好得不能再好，也一定是人類的災難。你喜歡東風，一年到頭隻刮東風，可以嗎？你討厭西風，就永遠不刮西風了，可以嗎？更何況，這不是人類可以左右的。政治問題，現在都講雙贏，理論問題，技術問題，更不能隨意變化，任意定是非。實在說，那些重大的理論問題，不是靠權力者的意誌可以決定的。從春秋末期到秦始皇時代，既沒有人可以決定儒家的是非，從哥白尼到愛因斯坦，也沒有任何一個西方國家可以決定一種科學理論的是非。雖然前蘇聯也曾有人以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為武器，批過相對論的，那不過是自曝其醜而已。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無論理論，還是學派，是多一家好，還是少一家好，這是不言而喻的問題。先秦時期，如果隻有儒家一家，那麼商鞅就不能存在，老子也不能存在，莊子也不能存在了，連晏子、公孫龍子、孫子、吳子、韓非子等等，都不能存在了。這樣的形勢，好嗎？這樣的曆史，行嗎？因為諸子百家，秦孝公才能選擇商鞅，漢文帝才能選擇黃老，漢武帝才能選擇儒家。否則，天下隻有一顆星，人間就會黑茫茫，地上隻有一棵樹，人世又是冷清清。學術也好，理論也好，流派也好，思想也好，總是多多益善。古代如此，近代如此，現代如此，未來仍會如此，此所謂：有爭鳴而後有共鳴，有爭鳴而後有選擇。隻有一個音階的，成不了音樂，而且總是這一個聲調，會煩死人的。隻是一種見解，這見解再高明，也將為曆史所淘汰，曆史若不淘汰這盡管高明的聲音，就會淘汰自己。所以不管你意願如何，隻能走多元化之路。
2、批判如同治病，對象沒有限製
提到批判，先要為批判二字正名。總說批判，批判，何為批判乎？批判就是為批判對象尋找不足，尋找錯誤，尋找薄弱環節。嚴格地說，批判隻是理論範圍內的事，超過這個界定，就已經改變了性質，或者不具備批判的資格了。“極左”時期，也天天大叫批判，但那不是批判，隻是整人。雖然整人的花樣總在翻新，但整人的實質無可改變，可無可否認。那樣的批判，乃是對批判二字的歪曲和襄續，是假批判之名，行罪惡無實。王蒙先生曾身陷其境，對此最有發言權，他說：……我想起特殊年代組織生活或勞改隊的小組會議上的思想根源分析，抓住乃至並沒有抓住一句什麼話或是什麼背景，於是隔岸觀火，空中立論，深文周納，名教殺人，氣勢洶洶，壯懷激烈；這些東西真真後繼有人的了，雖然論者的價值認定截然相反，其順昌逆亡，政治姿態第一的絕對勁力卻是與姚文元難分軒輊。這樣的批別，還能叫批判嗎？不能叫批判，因為它除去整人外，沒有任何真的內容。一個沒有內容的東西，居然也能嚇人、打人、壓人，甚至殺人，無以名之，隻能名為異化了。紙老虎本不能吃人，但紙老虎卻真的吃人了，那紙老虎後邊一定別有原因。雖然沒有內容，卻絕對不缺聲勢，以1958年中山大學進行的“雙反”——反浪費與反保守為例，雖然這個“雙反”在那無窮無盡的運動中，不過是幾點毛毛雨而已，但那場麵，那勁頭，已可謂十足瘋狂，知情者說：3月20日，超過七萬張的大字報突然如雷電似的遍布康樂園。即使這是原始的記錄，後人也有理由懷疑這“七萬張”的真實性。以當年中山大學師生四千多人這個數字計算，在兩天時間內平均每人要完成十數張大字報，如果這是真實的話，可謂是一個奇跡。隨後，學校團委號召全體同學“苦戰一夜，突破五萬（大字報）。”令人已很難知道這十數萬張（全國也許超過數億張）大字報寫下了多少內容。“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每天都有新的鬥爭對象出現，每天都能掀起新的一段刺激。在1958年，曆史尚未步入這種瘋狂，但在這一年，它已無疑從整體上摧毀中國學人在文化意義上的人性。4000人，在極短的時間內，寫出7萬張大字報，學生的大字報還要一夜之間超過5萬，真真數目巨大，令人費解。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本是一場反對浪費的運動，反浪費的運動，單大字報就用去7萬張紙，這樣的浪費才是更大的浪費，所謂“打著紅旗反紅旗”了。而且，究竟寫了些什麼玩意，沒人去回憶它了，因為它根本不值得回憶。大而言之，不過是鸚鵡學舌罷了，就是有些小創造，那創造者還記得嗎？就是他還記得，但肯認真地回憶嗎？他肯回憶它，他有勇氣把它寫下來，請公眾一覽嗎？這樣的批判，但願它萬劫不複！但正常的批判，屬於批判性質的批判都是必要的。批判重在學術，任何學術觀點都可能有錯誤有缺點，有錯誤有缺點為什麼不能批判？任何文章，任何理論，任何學派，都應該有不足，有局限，甚至有謬誤，既然有不足、有局限、有謬誤，為什麼不能批判？任何發明、任何創造，都不能盡善盡美，不盡善盡美，就有需要改進的地方，既有需要改進的地方，為什麼不能批判？任何社會，包括馬克思理想中的共產主義，都需要繼續發展，繼續前進。所謂繼續發展，繼續前進，就必定克服短處，發揚長處，既有短處，為什麼不能批判？批判有如醫生治病，又如啄木鳥捉蟲，隻要人間還有疾病，樹木中還有蟲害，那麼，批判不但十分有益，而且絕對必要。批判是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種動力，更是社會研究、科學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種動力。而知識分子既是社會的良心，也應該成為批判的主要動力。這些，在其他的地方都已經講過了，此處不再重複。這裏要特別強調的是，批判的範圍問題——批判對象是否有限製，或者說，批判是否有禁區？回答是否定的，至少在上述範圍內，批判不能有禁區。批判如同治病，請問，治病可以有禁區嗎？可以說，這種病，正常，治；那種病，不正常，不治嗎？可以說，這種病雖然不致命，但不能等，可治；那種病，雖不致命，卻傳染等性很高，不治，不但不治，幹脆拉出去埋了算了。這樣的事，確實有過，那是日本鬼子幹的。請問天下諸君，可有願意效仿日本鬼子行事的嗎？批判沒有禁區，如同治病沒有禁區，大病治，小病也治；非傳染病治，傳染病也治；有把握治療的病治，絕症也治；不但治，還要尊重病人的權利，為他們保護隱私，他們不願意讓別人知道的，保證不讓別人知道。醫生實在隻有治病救人的義務，沒有給別人傳播小道消息的權力。批判沒有禁區，首先是沒有理論禁區。沒有理論禁區，即無論什麼理論都可以批判，馬克思既可以批判青年黑格爾，青年黑格爾也可以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既可以批判杜林，杜林也可以批判恩格斯。理論雖有是非高下，批判的權利不能有是非高下。對的批判錯的，可以使錯的東西真相大白；錯的批判對的，可以使正確的東西加速傳播。何況說，理論問題的對錯，並非如現實問題的對錯一樣，這一點，我在前麵文字中已有說明。就批判的結果而言，無非是兩種前途。一種是一批就倒，凡一批就倒的，說明它沒有價值；一種是批而不倒，從而有力地證明它有存在的意義。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對儒學的批判可謂多矣，其中一些代表性人物如胡適，如魯迅，都屬於大師級人物。然而，儒學的生命力沒有終結，但胡、魯的批判也有永存的意義。這是一種由批判而造成的雙贏局麵。批判能夠取得雙贏，證明它確實是一種很有意義的事。批判沒有禁區，也沒有文化特權。剛才說過了，先秦時期，百家爭鳴，流派林立，但沒有利用權力去打擊或傷害對方的。春秋時代沒有這樣的事，戰國時期的絕大多數時間也沒有這樣的事，後來有縱橫家的陰謀詭計，又有李斯害韓非這樣的事，這些都和政治有關。可見，政治權力一旦伸到學術領域，就會成為一種有害的力量，不但於學術有害，而且於社會有害。用權力幹預學術，乃是專製時代的一大特色，一大標識，一大證明。是否是專製時代，不看你嘴上怎麼說，隻看你實際怎麼做，凡是用權力幹預學術的，毫無例外，都屬於專製範疇。在中國是如此，在西方也是如此，盡管它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還有些餘威未盡，卻已經絕對不合時宜，兔子尾巴，長不了了。這也說明批判雖然重要、必要，但要有相應的製度作保證，相應的文化作支點。沒有相應製度與文化作保證和支點，就會誤入種種歧途，發生種種怪事。概而論之，有以下八種表現。這八種表現是：小人伎倆；師爺技藝；王倫心胸；武大性情；吳用定勢；風姐手段；劉、項模式；關、張作風。小人伎倆。小人的特色，就是沒有良心，沒有立場，沒有道理。與小人論戰，不如對牛彈琴。對牛彈琴，不過是“不搭界”而已，與小人論戰，則步步陷阱，你想的是是非曲直，他考慮的是暗裏下手。而且小人伎倆，最是無窮無盡，但歸納結底，也不過結黨營私、唯利是圖、暗中搗鬼三大“法門”。結黨營私乃批判的大敵，不管理論批判還是科學批判，都屬於純個人性行為。而小人的特點，是個人不能獨立，公平不能取勝，唯有亂中取勝，而亂中取勝，必定結黨營私。結黨是手段，一個不行，就來一幫。所謂好虎鬥不過一群狼。營私是目的，不是為著什麼理念，什麼成果，什麼文明，什麼社會，為的就是一己之私。一言不和，就可以記你一輩子，一票未投，就可以要你用生命償還。小人之害在此，小人之悲亦在此。唯利是圖，又是一法。小人意在謀利，有奶便是娘。什麼學術不學術，理論不理論，都是手中的泥團，讓它扁它就扁，讓它圓它就圓，讓它香它就香，讓它臭它就臭。不香可以抹點香料，不臭可以塗點大糞。隻要有利可圖，既可朝三暮四，又能賣身投靠，問什麼民心民意，管什麼道德文章。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該殺嶽飛就殺嶽飛，殺了嶽飛還要大罵嶽飛，該降秦檜就降秦檜，降了秦檜還說秦檜是大賢人。暗中搗鬼，正是看家本領。諸如無中生有，無事生非，造謠中傷，捏造罪名，小事可以弄大，好事偏要弄壞，正話還要反說，反話更要反說，說反話時扮一副君子嘴臉，冒壞水時還要高呼高尚口號。專門揣度上峰心理，全然不顧下層死活，下層不過人梯，同僚隻是陪襯，但能達到目的，管他是鬼是人。小人伎倆，與批判屁不相幹，小人得逞之時，並非君子無能，更非批判有誤，十有八九是這社會機製出了問題，又落得好好一個池塘，不見長魚，唯見長草。師爺技藝。在皇權時代，師爺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師爺有好有壞，不能一概而論。但師爺的特質，總與批判無幹，他們俗稱刀筆，研究的就是如何尋找法律縫隙，如何運用以往案例，改一字而生死一命，換一言而興亡一事。師爺技藝，不問是好是壞，總與批判風馬牛不相及。批判的目的，是追求新的創造，新的方法，新的文明，新的主意，它不在小聰明上下功夫，更不專在技巧問題上動腦筋。刀筆若是小智，批判就是大智，大智慧不能靠小智慧來解決，就好像一萬隻青蛙相加，也不等於大象，蜣螂長得雖然很像吉普車，但那不過是略有點模樣罷了。王倫心胸。王倫即是梁山泊的白衣秀士王倫。此人的特點，就是心胸狹窄，一見英雄，馬上肝顫，而且這種肝顫轉眼之間又變成嫉妒。嫉賢妒能，正是他的一貫作風。批判是一件高尚的事業，批判的追求，就是希望出現更好的理論，更多的成果，更有效的體係和更傑出的人才。批判好比為樹木剪枝，剪枝不是把這樹木剪死，而是通過修剪，使這樹生長得更好，更易成材。嫉賢妒能，就看不見“樹”了，隻顧胡剪亂剪，唯有把別的枝統統剪死，才可以使自己這棵缺枝少葉的歪脖樹傲然獨立。嫉賢妒能者不能傲然獨立，因為他的陰謀不會永久得逞，就算他得逞了，他也不過是侏儒隊伍中的一個較大些的侏儒而已。武大性情。武大是個好人，就是過於怯懦。批判不能怯儒，有一分怯懦，就將失去一份戰鬥精神。古來的批判者，總是不畏權貴，不怕壓力，管你什麼“三墳五典”，“百宋千元”，管你什麼東方聖人，西方佛祖，但有所見，必有所言，但有所言，必有所盡。雖泰山崩於前，而麵不為之改色，縱黃河決於後，亦不為之心驚。批判者需要有良好心境，所謂心靜如水，氣重如山。吳用定勢。吳用人稱智多星，智謀多，而且勝算大。但久而久之。又成為不良習慣，每一有事，總覺得成竹在胸，動不動就說，小生略用小計，管教來敵片甲不留；動不動又說，且看小生鼓動三寸不爛之舌，管叫你有來無往，有去無回；動不動還要說，本軍師妙計已定，眾兄弟但放寬心，且等勝利消息便了。吳用妙計雖多，都架不住宋江的一心歸順朝廷，弄到最後，自己又弄成討伐軍的軍師，宋江死得不明不白，自己還要追隨而去。由此看來，智多星之智，隻是小智，沒有大智。小智不足以匹配批判。批判乃是一種學術性行為，它所追求的不是一時之勝算，而是追求其內在之邏輯，邏輯成立，連上帝都得讓路；邏輯若不成立，批判者還會率先起來批判自己。鳳姐手段。鳳姐並非不聰明，但她的聰明智慧全用在了搞陰謀上，弄權術上。她是女中豪傑，卻不是真豪傑，所作所為，全是陰謀家路數，這樣的聰明，與批判絕不相幹，這樣的智慧，與批判毫不搭界。批判是一種理性方式。它隻服從理性的安置，既不靠巧舌如簧，也不靠暗中用計。所以真的批判者，總是曆史的建設者，而不是像鳳姐那樣，一輩子賣弄聰明，到頭來又被這“聰明”所誤。劉、項模式。劉邦的毛病是“實用主義”，不是相對意義上的實用主義，而是絕對意義上的實用主義。劉邦是無賴出身，沒有文化，所以他的一貫作風，就是輕視儒生，輕賤儒生，但他當了皇帝之後，遇到很多煩惱，正是儒生和儒學幫他解決了煩惱，於是他改弦更張，甚而要去泰山祭孔子。實用主義，總比不用主義強。然而這不是批判者的性格。批判的本質不在實用，而是邏輯，凡不合邏輯的即在批判之類。不管這邏輯是理論邏輯，是科學邏輯，是政治邏輯，是曆史邏輯，還是什麼別的邏輯。批判不唯權，不唯勢，不唯錢，也不唯用，它以邏輯為本，尋找的隻是真理。項羽的毛病是“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匹夫之勇是批判的對頭。批判是理性的化身，不是情緒的化身。有理性在，其勇必在，理性不在，其勇不在。隻要有理性作依據，事業亦可以搬山填海，沒有理性作依據，就是力大無窮，也不過是力大無窮。婦人之仁有侮辱婦女之嫌，聊取之意，異性讀者勿怪。那意思是說，隻有溫情，沒有原則。而沒有原則的批判，根本不夠批判的資格，往好裏說，是泄憤而已，往壞上說，就是胡攪蠻纏。關、張作風。關是關羽，張是張飛。關羽愛下屬而輕士人，輕士人就是輕視知識分子。哪有批判者可以輕視知識分子的？因為輕視知識分子，雖然自己也苦讀春秋，卻是不明大義，不是不明忠於劉備的大義，而是不明諸葛亮“隆中對”的戰略大義。結果雖有水淹七軍之勝，還是丟了荊州，終成大敗。此等大錯，不能說與輕視知識輕視士人沒有內在性關係。張飛親近士人而虐待士兵，同樣是大問題。虐待士卒，則無平等可言，而批判卻是平等的產物，沒有平等觀念，那批判的立場就不對。張飛雖然親近士人，但人家不接受他，他就涎皮賴臉，硬去人家那裏與人家同住，這又錯了。批判者的態度，乃是科學的態度，就算你獨具慧眼，也不能強加於人，強加於人的好意即歹意，再酒言瘋語更不可取。批判是理性行為，關、張作風則是批判的對象。批判的狹義對象，還是在於理論界本身。但看中國大陸而今的情況，在哲學界、思想界和科學界內部，批判尚形成氣候，更未形成風氣，這是令人遺憾的。倒是文壇之上常有些引人注目的舉動，雖然動輒有粗口出來，或者激情高於理性，形式大於內容。但無論如何，還是令人快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