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彼得有時卻有意要強調他的兩種不同的身份。每逢軍艦下水時，他對高級長官們有意表示的尊敬態度就是一個例子。
有一次，他以私人的名義，也就是以外科醫生的身份出席了他的已故女病人的葬儀。那個女病人生前得了水腫病，醫生們想方設法用外科手段醫治她，都不見效。彼得自告奮勇，成功地給她放了水，他因此感到很自豪，因為那些科班出身的外科醫生隻給她放了血；但是經他放水的病人，很快就死了。
又有一次，他以私人身份參加了一個4歲小孩的葬禮。這孩子的父親是個英國商人，他把葬儀辦得非常講究，好像死者是個什麼出名的或者理應受到隆重葬儀似的人物。長長的送葬隊伍徒步走到那孩子的墓穴前。彼得也走在這個送葬行列裏，隻因為他是死者的教父。
彼得自奉非常節儉，但是為了給皇後添製服裝和建造宮殿，他卻不惜大花其錢。在這個問題上，沙皇同費多爾·馬特維耶維奇·阿普拉克辛有過一次挺有意思的對話。阿普拉克辛批評說，沙皇送給教親、親戚和其他一些人的禮物，菲薄得“連我們這些人都感到寒磣”。彼得用下麵一段道理反駁阿普拉克辛的非議：
“這絕不是小氣，這是因為：第一，照我看，打破陋習最好的辦法是減少需要，再說，我也應當給我的臣屬做個榜樣；第二，理智要求我量入為出，我的收入比你們的少呀。”
“你的收入有幾百萬。”阿普拉克辛不同意他的說法。
“我個人的收入隻有我在陸軍和海軍中工作按官位領的那份薪水，做衣服、用度開銷、送禮，都靠這些錢。”
這裏又顯現出彼得兩種不同的身份：作為一個大國的君主，他在彼得高府郊外的行宮不應比凡爾賽宮遜色，而作為勤儉的當家人彼得·米哈伊洛夫，他應當靠薪水的收入維持生活，給自己的臣屬樹立一個簡樸自奉的榜樣。
凡是有機會觀察彼得的日常生活的人，都能一眼看出他那幾近吝嗇的儉省。1714年，英國一位叫梅肯齊的派駐代表向他的政府報告說，沙皇“總是問每一個人，作為皇上，他是否應該享受一個幅員遼闊之地的君王、一個人口眾多之國的統治者可以享受的一切，他的個人開支是否超過他在陸海軍中按官級應分領得的薪俸數額？我聽說，沙皇很節省，不僅他個人的用度，就是他的家庭的花銷也不許超過他當海軍中將和陸軍將領所應得的年俸”。
由此看來，彼得·米哈伊洛夫擔任了一定的具體職務，也就用自己的個人行為做出了供人效法的榜樣。我們還可以從許多標準法令條文中找出彼得另一種品質的材料。《陸軍條令》昭示臣屬，“陛下乃是專製君主、其所作所為無須對世間任何人負責，但是他有力量和權勢，像基督上帝那樣，按照自己的意誌和善心治理自己的國家和大地。”在另一條條文中，這個思想表述得更加簡明：“君主政權乃是受命於天的專製政權。”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專製君主，權力無邊的統治者，他按照自己的“善心”統治泱泱大國的臣民。作為君主，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任務，用他的話說，是為達到臣民的“共同幸福”這一最終目的而發號施令。
在1702年招聘外國人來俄國服務的文告裏，彼得第一次說出了他的這個“共同幸福”的理想。盡管這篇文告是為個別問題撰寫、又是給外國讀者看的，但還是有充分理由將它稱做帶綱領性的文件。彼得渴望把治理國家的大事辦得“使我們每一個忠實的臣民都能感覺出，在為他們謀取生活福利和增加財富方麵，我們的共同願望是什麼”。幾乎過了20年，彼得才把這個思想表達得比較顯豁一些：“應當為上帝一覽無餘地擺在我們眼前的好處和共同利益去努力工作，這樣人民才有好日子過。”
彼得說的“好處和共同利益”指的是什麼，這幾個字的現實含義是什麼？要準確地回答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這首先是因為，沙皇本人看來就沒有賦予這話以明確的含義，至少，我們從他頒布的各種法令裏沒有發現他對此話的明確解釋。“共同幸福”一詞出現在一些因時因事而製定的法令中，隨著製定各項法令的具體環境和目的的不同而包含著種種不同的內容。然而，隻要把這些在不同時期、根據不同需要頒布的法令加以對照研究，我們就能綜合出“共同幸福”一詞的原本的含義。它指的是：發展貿易、手工業和工廠工業，遵守法紀，肅清課稅與征兵工作的“流弊與負累”，保衛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這一切加在一起就可以增進臣民的“福利”，保證他們過“安居樂業”的生活。
在彼得時代，俄國的全體居民截然分為兩個等級：納稅階層和特權階層。納稅階層包括農民和市民，特權階層包括貴族和僧侶。兩個階層各自的“安居樂業”生活，由於社會地位的不平等而各具不同的內容：農奴製農民的“安居樂業”生活與貴族階層的“安居樂業”生活有天淵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