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諸侯林立。由於各國疆域相對較小，一般來說，國都之外的地方基本上是不會大量屯駐軍隊的。遇有敵情，邊境地區便通過烽火向國都傳遞警報，諸侯國便根據這些警報派兵禦敵。因此，這時候的烽火係統，主要是溝通邊境與國都之間的軍事通信聯係。
秦統一中國後，伴隨著封建大一統國家的建立，也由於交通和其他通信手段的發展，烽火係統已難以適應新的戰爭的需要，而逐漸退居到次要地位。西漢以後，烽火係統的使用便僅限於邊境地區，在內地則基本棄置不用。司馬相如《傳喻巴蜀檄》中所說的“夫邊鄙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指的便是邊境地區烽火傳遞軍事情報的情況。
《太平禦覽》卷三三五引《東觀漢記》有如下的記載：
“馬成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於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火，十裏一候。”
由此可以看出，漢代的烽火基本上部署在北方邊境地區，主要用來防備匈奴的內犯。
烽火台築於長城沿線及其內側地區的重要交通線上，依地勢而築，一般十裏一台。當時的烽火台是一個獨立的高台，台上有守望的房屋和一個桔槔，桔槔上掛著稱為“兜零”的籠子，裏麵裝蘆葦、狼糞等燃燒的原料。蘆葦和柴草是點火之用，狼糞則是最佳的放煙原料。《酉陽雜俎》卷十六載：“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因此有“狼煙”之稱。
西漢元帝永光二年《居延漢簡甲編》對於烽火係統的使用，居延漢簡（東漢建武年間，即公元25～55年）中的《塞上蓬火品約》記載說：如果匈奴入侵的人數不滿一千就燔一積薪（“積”當為燃燒原料的單位），超過一千就燔二積薪，若攻亭鄣就燔三積薪，同時配合蓬、鼓等信號。如果遇上惡劣天氣，致使晝不見煙，夜不見火，要立即派人以書麵報告急報上司。若出現報警有誤，應立即“下蓬滅火”，並派人到都尉府說明真情。
《太白陰經》中關於烽火台設置的記載
漢代的烽火至今尚有遺跡可尋。20世紀80年代初期，內蒙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對當地漢長城附近的烽火遺址進行了考察，寫成了《昭烏達盟漢代長城遺址調查報告》，其中記載：
“在近二百五十公裏的長城線上，我們共發現烽火台八十餘座，間距平均約三公裏，最遠的不超過五公裏。一般在地勢較平的地段間距稍遠，在群山環抱的山區間距稍近。烽火台設置多為沿線單個排列，也有少數兩個並列，照此推算，在萬裏長城線上，至少有二三千座烽火台。”
“烽火台均在長城線內牆的裏側，即長城線以內，離城牆一般八至十米，遠者不超過三十米。”
“烽火台均為圓形，直徑一般為二十米，小的十五米，大的三十米。保存好的現存高度一般在一至二米之間，有的高達五六米。”
“我們曾多次用羅盤儀或目測實驗，證明築於平地、山穀、山頭上的所有烽火台，不論它們如何隨著地形的變化而改變方位，但站在其中的任何一個烽火台上，就既能舉目遙望前一座，也能回顧後一座。”
由此可以看出，到漢代時烽火係統已相當完善，烽火台的布局係經過嚴密的計算，體現了很高科學水平。
隋唐以後，烽火製度有所改進。這時的烽火台，比漢代時更高更大，台外周築城障，台上專門修建四個煙筒和四個火台，分別用於放煙和插火炬。由於台高，煙火可以在很遠的地方看到，所以台與台之間的距離較遠，一般三十裏置一台。平時，每台有帥一人，副帥一人，烽子（即士卒）五人；戰爭時期再外加五名士卒。點燃煙筒和火台的數目不同反映的敵情也不同。《隋書·長孫晟傳》記載，當時規定是“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在沒有敵情的情況下，每早夜要放“平安火”，表示本台人員正在執勤，附近平安無事。遇惡劣天氣時，煙火不能及遠，則要派烽丁火速往鄰近烽火台報警。由於製度完善，這時火烽傳警的速度已相當迅速，據《武經總要》記載，“凡烽火，一晝夜須行二千裏”。明代中葉，抗倭名將戚繼光出任薊鎮總兵。為加強京師北部的防務，他組織人力對薊鎮一線的長城進行了大規模的修繕工作。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在長城沿線修建墩台。這時的墩台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便於配置火器和發揚火力的空心敵台，另一種就是用於報警的烽火台。每座烽火台有五名士卒負責，“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為準，不相間斷。凡遇敵馬所向之處，該數舉烽，左右分傳，計薊鎮邊牆，延袤曲折二千餘裏，不過三個時辰可遍”。可見其通信效率是相當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