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中國大地接連籠罩在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戰爭的硝煙中的時候，世界通信領域發生了一場劃時代的革命。1837年，46歲的美國人莫爾斯，成功地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電報機。1843年，在莫爾斯的組織下，從華盛頓到巴爾的摩之間，架設了世界上第一條長達64米的電報線。1844年，莫爾斯用自己製造的電報機在這條線路上進行了實際通報實驗，並成功地發出了人類曆史上的第一份電報。通信史上的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此後，新的發明不斷地出現。1876年，出生於蘇格蘭的美國人貝爾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傳送聲音的機器——電話機。1894年，意大利工程師馬可尼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無線電收發報機。
近代通信技術的迅速傳播與發展，對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殖民主義者爭奪世界的過程中，先進的通信技術也成了列強對外擴張的重要工具。在西方列強加緊對華侵略的過程中，電報、電話等近代通信手段也傳人了中國。1861年，俄國首先提出要在中國京津之間架設電報線路的要求。此後，英國、美國、法國等國先後提出在華設立電報線路的要求。1865年，英商雷諾企圖在上海架設一條電報線路，但因遭到地方官員和民眾的反對而沒有成功。1868年，上海美商旗昌洋行擅自在美租界和法租界之間建成一條電報線路。此後，外國在華企業和機關紛紛仿效，在上海租界內架線通報。1871年，丹麥大北電報公司敷設了一條從香港到上海的電報水線，並在吳淞設立水線房，私架陸線通往上海，於4月18日公開營業。
列強在華擅自架設電報線路，開設電信機構，完全是出於擴大對華侵略的目的，但客觀上卻使中國人對先進的近代通信技術有了感性的認識。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軍事和外交活動日益頻繁的情況下，一些有識之士感到了近代通信技術對商業、外交與國防的巨大作用，因而提出了興辦近代通信的主張。
1866年，隨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出訪歐洲的斌春，寫下了一部著名的遊記——《航海述奇》。在這部遊記中，斌春記述了自己在歐洲參觀電報局和在法國使用電報的活動。這也許是中國人最早親身體驗近代通信的記錄。
1868年初，著名的早期改良思想家王韜赴歐洲遊曆，在倫敦親眼看到英國的鐵路兩旁“貫接鐵線千萬裏，不斷以電氣秘機傳遞言語。有所欲言，則電氣運線如雷電之迅，頃刻千裏”。回國後，王韜寫了許多文章進行宣傳，並提出：“我國家近擬於各省整頓海防……然亟宜籌劃者則莫如電線。”這是近代中國人第一次公開提出將近代通信手段用於軍事與國防的用途。
1873年，華僑商人王承榮從法國回國後，與王斌製造出了我國第一台國產電報機，並呈請清政府自辦電報。王承榮指出：“中國之驛站、烽火雖速，究不如外國之電報瞬息可達千裏……今某與福州王斌商造一器，專傳漢字，以十六為綱，以十數為目，發則由字檢號，收則由號檢字，時許可拍千字，直達千餘裏。”可惜清政府並未采納王承榮的建議，他和王斌所造的電報機也未傳於世。
對於電報，另一位著名的早期改良思想家鄭觀應也曾積極提倡，並在上海購“德律風四具、軍線百裏，進呈醇邸（醇親王奕譞），力辭獎敘，冀開風氣之先”。鄭觀應還在他所著的《易言》一書中專設《論電報》一節，呼籲“電報利國利民，為當今急務”。
與此同時，一些洋務大員也認識到了電報通信十分迅捷，不但利商利民，而且便於迅速傳遞軍情，調遣軍隊，於邊海防建設大有裨益。1874年，南洋大臣沈葆楨鑒於日本窺犯台灣，專折上奏清政府，從軍事角度陳述電報對於傳遞軍情、鞏固國防的重要作用。他說：“台灣之險，甲諸海疆，欲消息常通，斷不可無電線。”建議建設福州到台灣的電報線。因當時台灣軍務緊急，閩、台聯係十分不便，清政府當即批準了沈葆楨的奏請。由於福建巡撫對架線意見不一致，承辦方丹麥大北公司擅自架設了福州至廈門的電線，造成糾紛，閩台架線工程因而擱淺。但在大勢所趨之下，清政府開始認識到電報的巨大價值，中國近代軍事通信已經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