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軍事通信的創辦與建設中，李鴻章、丁日昌等洋務大員起了重要的作用。
對於興辦近代軍事通信的迫切性，李鴻章早在江蘇巡撫任上就認為：“銅線費錢不多，遞信極速”，“中國人或依照外洋機巧，自立銅線，改英語為漢語，改英字為漢字，學習既熟，傳播自遠，應較驛遞尤速”。為了取得建立電報線路的經驗，進一步用事實來說服清政府中守舊的頑固勢力，1877年，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在上海和天津兩地同時試設同城電報，修建了兩條電報專線。第一條於1877年6月15日建成，是從上海李鴻章行轅到江南機器製造局的電報專線，當天從行轅發電至製造局，電文為“行轅正午一刻”六字。第二條於1877年6月27日建成，是自天津李鴻章的總督衙門到天津機器製造局的電報專線。這兩條電報線路雖短，但卻是中國自辦電報線路的開端。
與此同時，在李鴻章的支持下，福建巡撫丁日昌也開始在台灣架設電線的工作。早在1875年，丁日昌即在福建船政學堂中附設了中國第一所電報學堂，培訓電報技術人員。1877年，丁日昌利用赴台視事的機會，提議設立台灣電報。李鴻章完全支持丁日昌的建議。他指出：
“鐵路電線二者相為表裏，無事時運貨便商，有事時調兵通信，功用最大……丁日昌到台後迭次函稱該處路遠口多，防不勝防，非辦鐵路電線不能通血脈而製要害，亦無以息各國之垂涎，洵篤論也。”
不久，丁日昌又以列強覬覦台灣，催促清政府早下創辦電報的決心。1877年5月8日，丁日昌製定了修建台灣電報的具體方案：“台灣南北路途遙遠，文報艱難，設立電線，尤為相宜。臣現擬將省城前存陸路電線移至台灣，化無用為有用，一舉兩得。”這一方案很快就得以奉旨施行。台灣電報於同年8月動工，11月竣工。盡管由於經費不足，僅修成從台灣府到旗後一段，長95裏，但這是中國自主修建的第一條長距離電報線路。
1879年，中俄因為伊犁交涉而關係緊張，沙俄政府在中國西部邊界附近加強了兵力，並將艦隊派往遠東，邊防海防同時告警，舉國備戰呼聲十分強烈。為了加強軍事通信，李鴻章於3月在天津魚雷學堂教習貝德斯的協助下，架設了一條由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間長約40公裏的電線，這是中國的第一條軍用電報線。
1880年9月16日，李鴻章又以電報有利於防務、便利通訊，奏請架設天津至上海的電線，以溝通南北聯係。李鴻章在奏折中說：
用兵之道，必以神速為貴，是以泰西各國，於講求槍炮之外，水路則有快輪船，陸路則有火輪車，以此用兵飛行，絕跡而數萬裏。海洋欲通軍信，則又有電報之法。於是和則以玉帛相親，戰則以兵戎相見，海國如戶庭焉。近來俄羅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國以至上海，莫不設立電報，瞬息之間，可以互相問答。獨中國文書，尚恃驛遞，雖日行六百裏加緊，亦已遲速懸殊……倘遇用兵之際。彼等外國軍信速於中國，利害已判若徑庭。且其鐵甲等項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餘裏，勢必聲東擊西，莫可測度，全賴軍報神速，相機調援。是電報實為防務之必需之物。同治十三年日本窺犯台灣，沈葆楨等屢言其利，奉旨飭辦，而固循迄無成就。臣上年曾於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試設電報，以達天津號令，各營頃刻響應……現自北洋以至南洋調兵饋餉，在在俱關緊要，亟宜設立電報以通氣脈。
此時的清政府，對於電報的作用已有相當的認識，因而李鴻章的奏折兩天之後即獲批準。1880年10月，李鴻章在天津成立電報總局，派盛宣懷為總辦。同時，在天津成立電報學堂，聘請丹麥人博爾森及克利欽生為教師，學習電學和收發報技術。1881年3月，上海電報局成立，李鴻章委任鄭觀應任總辦。同年夏，電報線路由天津、上海兩地同時開工。工程委托上海丹麥大北電報公司承造，並由大北公司向國外訂購電信器材。10月28日，南北線路工程在山東境內會合。整個線路共長3075裏，沿線除天津設總局外，另設紫竹林、大沽、臨清、濟寧、清江浦、鎮江、蘇州、上海共8個電報局，各局均配置莫爾斯電報機。為了管理電路，電報總局規定沿途每隔四五十裏設巡電兵房，派駐汛兵。津滬兩局各製編號烙印竹簽75根，間一日發一根，汛兵每天巡查杆線，逐段接力傳遞竹簽至兩端局，以150天為一周期，借以檢查沿線汛兵巡線值勤情況。另外由電報局派員不限時密查兩次，兩端局按日測量線路，發現障礙，立即通知工頭前往，協同汛兵修理，以保證全線暢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