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二歲時，被吸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並出席新中國第一屆青年創作會議，成為一個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的作家，似乎難以從父母身上找到藝術基因的遺傳作用。因為我外祖父是個清末“武舉”，我記憶最清楚的是頂門用的那口幾十斤重的“青龍偃月刀”，兒時見他舞槍弄棒，彎弓射雁，雖覺得挺有趣的，但當他擰著我的一隻耳朵，叫我早上起來陪他一塊去練功時，我還是沒能從命。因而我姥爺說我會成為一個沒出息的書蟲，成不了什麼大器——他是很鄙視文秀才——我的祖父的。那勁頭頗有點看京劇《將相和》中廉頗蔑視藺相如，但沒有京劇收尾中的和好。
因而從血統探源上尋覓，我有三個源頭：一文二武三理工。使我始終不解的是，我自幼沒有理工科細胞，盡管我父親是理工學科中的尖子，如果他不遭厄運，不幸於二十八歲過早夭折，定會成為鼎鼎盛名的發明家，但我身上卻難找到他的影子；與之相反，我從在城關上小學時算術就常常不及格，爺爺常以我父親為例進行訓導，但無效果。我躲在柴火垛後邊和大缸的缸縫中，看的淨是些似懂非懂的小說，如《石頭記》以及武俠小說中的《青城十九傳》、《蜀山劍俠傳》、《鷹爪王》、《十二支金鏢》、《雍正劍俠圖》之類。1991年，我小姑從台灣回故裏探親，還詢問過我一個她目睹的細節：有一次到了吃午飯的時候，到處找不到我，最後我拿一本《三俠劍》從結滿蛛網的糧缸缸縫中鑽出來，為此我母親用笤帚疙瘩打過我的屁股。這細節我已無記憶，但是迷戀雜書，並到沒人的地方去看，我倒是記得十分清楚的。這被我姥爺的話言中了：我是個沒有用的小書蟲。
當代醫學中有一種隔代遺傳學說，大概我天賦秉性的形成，可以歸納為我祖父的潛移默化之影響。爺爺生性寬厚豁達，不拘小節，酒喝多了便發酒瘋，東搖西晃地像打醉拳。我也是個小馬大哈，到北平來求學時，插班於西四北小學六年級（現名為大紅羅廠小學）。當時每節課之前，學生都要排隊步入教室，有一次我站在前排，後排男女同學忽然鵲聲四起，然後是掩麵而笑。之後，我才知道我早上從玉皇閣夾道背著書包上學時，外褲中沒穿內褲，外褲不知何時被劃破一個三角洞口，因而露了屁股，前排同學看不見，後排同學卻能看得一清二楚。本來我這個光葫蘆頭的農村娃子，走進北平學堂，已然被看成是小土包子，加上那褲子後的洞洞，便引發了這場笑劇。我用手一摸，發現了自己的破綻所在，立刻麵紅耳赤，這時，一名叫劉惠雲的女同學，突然對嘲笑我的同班同學喊了一聲：“嚴肅點，別嘲笑農村來的從維熙同學，你們油頭粉麵的，就自認為好看？呸——”
如果說我在北平小學上學，留下了什麼深刻印象的話，這是惟一的印象；如果說同班同學誰使我難忘的話，就是這位劉惠雲。她家住在大紅羅廠，她長得玉麵蛾眉、前額開闊、膚色白皙，家中富有，據說她父親是國民黨金融界中的一個要員。十分湊巧的是，後來我混跡北平二中讀初中，學校去頤和園遊園時，正逢與劉惠雲所在的女三中同日，我與她在頤和園後山不期而遇。我佩戴著二中胸章，她佩戴著女三中的胸徽，由於有她對我褲子破了洞打抱不平之舉，使我和她都萌動了少男少女之情懷。她把她家的電話號碼給了我，我卻膽怯地不敢去撥動電話（當時北平二中傳達室有一台老式搖棒電話機）。倒是她先給我來了一封短函，要我去西單蟾宮電影院去看一部美國的《絕代佳人》電影，算作我和她的初約。
是怯懦？有這個成分。是缺乏嚴密條理？這正是“少年維特”之缺陷。我在這場初次約會中，竟然帶了同班同學譚霈生同往（解放後的著名戲劇評論家，曾任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係主任），這個愕然之舉，一下挫傷了這位公主的情致與自尊，導致了初約即是幕閉之結局。但我一直記住了她在小學時仗義執言之舉，一直尋覓她的消息，反饋回來的消息是：她和她的全家，在北平解放前夕飛往台灣。因而，在1988年春節前夕，台灣《聯合報》副刊向我約稿時，我塗抹了《寄夢》一文，發表於該報副刊春節專號上。文中除問候我在台灣的小姑平安，祝賀我的組合式長篇《鹿回頭》在台灣出版麵世之外，夢是寄給她的。文中我重憶北平少年時代舊事，祝福她闔家幸福，並希望她不要變成白先勇小說中的平庸的主婦“尹雪豔”，而是青春永駐、心靈永遠年輕的“劉惠雲”……
夢！是個夢！當我步入生之冬季，在這多雪的冬天，重溫我少年時期，它是一個淩亂而混沌的夢。那不是初戀，是朦朧中青春的蘇醒，是兒女情愫第一次撞擊心扉。但是這一切都由於我欠缺理性思維，而自我扼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