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代，我的智能智商是畸形的。讓自己引為恥辱的“褲子洞洞”隻是其中之一件。
），寄往了《太平洋月刊》。可想而知，它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
進了北平二中，我讀了許多小說。除去日偽時期的一些作家作品之外，我把李紫尼先生描寫抗日戰爭中兒女濃情的小說《青青河畔草》，讀得滾瓜爛熟（此部小說改成了電影，女主角由王丹鳳主演）。二中教小代數的老師姓藍，記得有一次他突然提問我說：“我剛才講的什麼？”我站起來，茫然不知所措，引得全班同學哄堂大笑。藍老師說：“你有什麼病？你不看黑板，兩眼總朝窗戶看什麼，那兒又沒有金鳳凰！”
我的同座同學叫李玉成，他的數、理、化才能比我強不了多少，屬於班內倒數第二。下課之後，他同情地對我說：“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正在想《青青河畔草》中男主人公被炸彈傷及了雙眼，在醫院裏和女主人公的邂逅相逢呢，那情節使人難忘。對嗎？”
真算是知己知彼，一矢中的。因為我讀《青青河畔草》時掉過淚，書頁上留下了我滴在上麵的一圈圈淚水。
事隔多年之後的80年代末，我接到鞍鋼總工程師焦玉書的一封來信，他說他讀我的小說想起了我，他當時正從北歐訪問歸來路過北京，因時間緊迫不及會麵。我複信給焦總說：“同窗之時，你是班裏的理、工科尖子，成為國家棟梁之材，理所當然。我自小屬歪牆斜木，歪嘴和尚難與釋迦牟尼媲美，當時隻因機緣，使我誤入二中這所學府聖殿，使我們成為同窗。為此，解放後的二中，曾幾次要來家拍我的錄像，作為學校資料存檔。我一直婉拒，因為我這個留級生，生怕誤人子弟，玷汙北京二中名聲……”
二、玉米粥潑在母親身上，也潑進了我心裏，“……要依靠自己”，寡母的叮嚀為我輸入了向命運抗爭的血液。
母親為我的留級神傷至極。當時，她正在內務部街北平二中的斜對門，為一個祖孫三代之家當保姆。母親怕我難堪，不許我在同學們之間張揚，更不允許我帶同學來主人家打擾。土地改革年代，從氏家族中在鄉土雖無惡跡，爸爸卻是被國民黨關押致死的知識分子，因家庭階級成分屬小土地主，亦不能逃脫時代變革的洗禮。畢業於輔仁大學國語係的家叔，便成了維係全家生活的頂梁支柱。當時，他先在北平萬慈中學當語文教師，後去通縣男師及男師附中擔任教導主任。我爺爺、奶奶及我另一個家叔和嬸母的生活負擔，都背在當教師的叔叔背上。他本來就是駝背羅鍋，因時代巨變，他身上的負荷變得更為沉重。我母親生性好強，一不想寄生於我舅舅家（他是當時財務局的財稅科長），二不願再增加我叔背上的負擔，便毅然走進這個三世同堂之家，為供我上學而當了用人。
我每次避開同學悄悄溜進那扇紅門之家，心中便頓生悲涼。常常見到的一個鏡頭則是，母親在一個大鐵盆裏為三代人洗著一堆衣裳。她身子前仰後合地用力把衣裳在搓板上搓來搓去，肥皂泡沫沾滿她的手臂。她勤奮而無休止地勞動，全然是為了我這個沒有出息的兒子。
留級一事，曾使我久久徘徊於門側。我深知這對失去丈夫的寡母，將如尖刀剜心，思考再三，還是拐彎兒告訴母親比較妥當。我先找了我在北平師範學校讀三年級的小姑（後來，國民黨南逃之前，曾在北京招聘一批到台灣從事國語教學人員，我小姑報考被錄取，於1948年去台灣當了教師，她生性樂觀豁達，是爺爺和母親之外最最喜歡我的人），聽了我尷尬的陳述之後，反而開導我說：“我看得出來，你大了不是搞理工科的材料，幹脆，去通縣師範附中吧，省得在二中自找罪受。”我求之不得，便求小姑動員我母親鬆口，能允許我離開北平二中。
記憶中我的離校問題，是頗費了一番周折的。我母親受我父親的影響極深，雖然她並無文化，但從父親那兒躉來了這樣一句口頭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雇用我母親勞作的家庭主人，是銀行裏的高級職員，都一致反對我離開二中，要我寧可留級，也不要離開二中，因為二中是多少孩子想入而不能入的名牌中學。後來之所以我能去了通縣，要感謝解放戰爭東北戰役的不斷勝利。我母親服役的那個家庭，盡管並非國民黨官僚，但也患上了“恐共症”，於1947年底，即準備南去台灣。這從根本上解決了我離開二中的障礙，因為我母親難在荒亂的北平城，找到另一個勞動之場所。
“真是我的命運不濟。”母親說。
“是我不好。”
“要是你爸爸活著你就不會留級了。”母親又說。
我也應聲著，但心裏並不服氣。心裏想：要全是我父親那樣的人，不都是發明家和工程師一類的人了？誰去寫《石頭記》以及《青青河畔草》之類的小說。世界變得太嚴肅了，太條理化了。像小時候看見母親開雞窩那樣，天亮了把雞放出窩；天黑了雞回窩，又把雞窩石蓋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