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母親不情願去通縣，致使我在留級的新班裏又讀了兩個月的書，最後才和母親一塊兒去往我通縣教書的叔叔家，在通縣師範附中跳班到初中二年級。如果把先天的血統的隔代遺傳論拋開，而專談後天人生對人的塑造，在通縣上學是我生活的一個轉折點。到了通縣不到半年光景，首先是爆發了家庭矛盾，而這矛盾的焦點，是一個“窮”字所致。
當時我在學校住宿。爺爺、奶奶以及兩個叔嬸以及他們各自的孩子，一共老少八口，擠在西門內東北後街的兩間房子裏，加上我母親，九口人兩間房子和一個過堂間（做飯用的過堂間，擺滿鍋碗及灶具等），擠得如同蜂窩。焦點問題中的核心，是我母親和我是沒有依靠的孤兒寡母，於是在一個星期日，我從學校回家看望母親和爺爺時，便目睹到了一場我嬸母搶我母親手中粥碗之斷腸戲劇。那年我十六歲，已然混沌初醒，略知了一點人間的世態炎涼。
“你滾——”嬸母一邊奪著母親手中那碗稀稀的玉米麵粥，一邊對我母親下逐客令，“他叔（指我當教導主任的叔叔）沒錢養活這麼多的閑人！”
我母親本來就個性倔強，立刻反唇相譏道：“我又沒吃你的飯，是他叔同意我們母子倆來的；維熙上學又沒花你的錢，是我把婚嫁時的首飾賣了交的學宿費。”
聽見兩個兒媳為一碗玉米麵粥爭吵，爺爺在裏屋隻是老淚縱橫。他得了腦血栓，不僅成了癱子，還由於語言障礙而成了啞巴。但他神誌並沒有因血栓而變得糊塗，他拉起我的手不斷揉搓，表示自己對此事的無可奈何，那一滴滴眼淚是為我們母子而流的，因為我父親過早地過世，才演繹出這樣的悲劇。
滾燙的粥灑在我母親的衣襟上，我母親把粥碗用力往桌上一蹾，突然說了聲：“我走——我走——”
我掙脫開爺爺的手掌，跪到母親身邊，不知說什麼話才好，隻是淚眼巴巴地望著母親。我知道母親是個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一旦作出決定決不更改初衷。但是她能去哪兒呢？去北平的舅舅家？這不大可能，因為她看不上舅舅的行徑。舅舅身為稅務科長，屬於貪官汙吏之類，賞姐姐一口飯吃雖不成問題，但是母親一直輕蔑舅舅行為的浪蕩不羈：他出入於舞廳，浪跡於花街柳巷。他一米八零以上的個兒，一副瀟灑的公子哥兒氣派。他先後娶過五房妻室，最後一個妻子是當時北平花腔女高音馬怡庭。本來馬怡庭癡情於鋼琴聖手老誌成，可是我舅舅硬是憑借著風月情場上的伎倆，把馬怡庭從老誌成身邊挖了過來，成為轟動北平的桃色新聞，各小報紛紛刊載（到了80年代初期，我和老誌成同為北京市政協常委期間，我曾就此事問過這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著名鋼琴家。老人表麵上似已淡忘了此事，但他那雙枯幹的眼神裏，卻閃出了淚光）。我母親不理解更不諒解我舅舅的浪子行為，因而絕不會去我舅舅家討食的，她最後的決定令我吃驚：“我要回老家河北玉田代官屯。”
我當時雖然年幼無知，但隨著家境變遷，對“地主”一詞也不是一無感知，我深怕母親還鄉會受到歧視，但十六歲的我又無計可施。
教書的叔叔，也出來勸阻我母親說：“他嬸脾氣不好，嫂子你別在意，就在這兒湊合著過吧！讓你走了，我對不住死去的大哥！”
母親執意不從，果敢地孑然一身還鄉了。記得那是一個冬季的早晨，我送母親去長途汽車站。天上飄著零星的雪花，我為母親提著一個小小包裹，走在她的身旁。在我生命的年輪史上，這是我第一次的付出，那小小包裹雖然不沉，可是它是我從母親手中奪過來，提在我手上的。
母親無淚。
我流著淚。
母親用手撫去我頭上的雪花，並為我抹去臉上的淚：“你該像你爸爸那樣，好好用功。”
此時母親的話字字千金。我應聲著：“媽的話我記住了。”
“還有……要依靠自己。”母親叮嚀我說，“不要想依賴任何別人。”
“我懂了。”
“你回去吧，該誤你第一堂課了。”
“不，我再送您一程。”我說，“長大了，我一定要把媽接出來，您要保重身子。”
母親走了——走在嚴寒落雪的冬季。在這個冬天，我似乎一下長大了許多，我仿佛第一次感悟到了責任。我不僅僅是一個母乳的吸吮者，還應當給母親以乳汁；我不該僅僅是一個愛的容器，還應該有愛的付出。事隔多年，我把這一天視若我少年和青年分界的界河，十六歲的我提前進入了青年期，我再也不是“嗷嗷”待哺的幼鳥，我該是飛出樹巢獨立覓食的一隻鳥兒了。
80年代，一些文學評論家由文及人地對我進行評說時，常常隻提到了二十年勞改生活，對我進行過煉獄般地錘煉；而我少年時代即心揣磐石，卻一直罕為人知。這一段少年生活中的感傷，對我性格的淬火十分重要。如果說我所以能走過二十年勞改生活的淒迷驛路，沒有沉淪，沒有頹廢，沒有自殘，都能從我母親性格對我的影響和雕塑上找到根源。新時期文學開始至今，我之所以有三十多部小說、散文集出版（包括港、台及外文版），都是在勞改生活中精神的一種延伸。十幾年來，我惜時如命，婉拒過多少遊山玩水的邀請；一個老北京，至今我尚未去過天壇，我屬相酉為雞，實則內核是一頭牛，隻知在稿紙上耕耘播種，但我這頭牛是一頭帶犄角的牛，麵對文壇上形形色色的假麵舞會，以及無恥鑽營、溜須拍馬之類，一律冷眼相待。1990年我拒一個文壇權勢人物於家中鐵門之外，則是我的性格表現之一。而這一切，都非我祖父隔代遺傳之功，而是社會以及我那苦命母親對我影響之結果……農民是善良的，特別是我故園那方水土，絕少刁民、無賴，多為勤勞百姓。河北玉田縣之縣名來源，曾有一個美麗傳說：晉時有陽伯庸者，在終南山種石成玉，故為玉田。我母親返回故裏的代官屯亦為山村，與終南山脈係相連，故而人性溫厚憨實。母親回鄉之後，不僅沒有受到地主家庭之株連，反而因禍得福。據母親回憶，當時的村幹部見她獨自返鄉，立刻給她房子和土地不說，考慮到她是寡婦，又是兩隻小腳，就把她安置到一個從氏堂弟家中去住。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村幹部把乘土地改革之機、濫砍我家昔日林木的盜伐者找來，令其交出林木之錢。當然，村幹部對我母親所以如此優待，根本原因基於祖父一代為書香世家，在村裏沒有留下任何惡跡；至於村裏是否知道我父親在投奔延安時，被國民黨抓獲關押致死一事，無從考據。農民就是農民，沒有更大的宏觀鳥瞰，他們更多是從人性和人情出發，給我返鄉的母親以溫暖。因此，我在通縣上學時，居然收到了母親彙寄給我的錢。寫此冬季憶事時，不能忘卻必須提到的一筆，是我從氏家族中的堂妹從由芝，她出身貧農，卻心甘情願擔當起我母親生活上的助手；下地種田、挑水拾柴（筆者寫此篇憶事文章時，我這個堂妹正來我家，她是我委托豪門集團用小車特意把她接來北京的。我母親思念她，我感激她），幾年時間裏，她待我媽媽如同對待親生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