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季多雪，而這個多雪的冬天對我格外多情。該年爆發了抗美援朝戰爭，我以鐵血男兒之滿腔熱血，除了申請參加軍事幹校之外，該年年底我在《新民報》副刊上發表了《到戰場去》的處女作。1951年初《光明日報》舉辦全國大、中學生征文，我以碧征為筆名寫出《共同的仇恨》的小小說，出乎意料的是此文竟獲得征文的第一名。我終於看到我的鋼筆字，變成了鉛字，那種激動和快樂無法用文字形容。記得，當時支付稿酬的辦法，是以糧食中的小米斤價為折實單位，報社給了我九十個折實單位的稿費。我拿著錢與同班同學劉炳鑄、吳學恒，在南橫街的一家餃子館，吃了一頓餃子。碧征之筆名，我隻用過這一次，之後便以自己之真實姓名，發表小說於孫犁主持的《天津日報》的“文藝周刊”上。《七月雨》、《老菜子賣魚》、《在河渡口》……1951年，我接到了家叔一封寄自通師的信，他說他在該校圖書館裏讀到了我的幾篇小說，深感自己往日眼拙，並稱道田秀峰老師是“識馬的伯樂”。他在信中以自身文學創作中途而廢為例，鼓勵我一鼓作氣，萬萬不可重蹈他的覆轍。
我激動。
我感奮。
我將稿費寄給仍在故園山村的母親，並寫信給母親說：
母親，您含辛茹苦地養育了我，您想把我教育成父親那樣的人，但是兒子不是那樣的坯子，無法成為工程師或科學家。我留級降班之事，曾刺傷了您的心，兒子今天用另一麵的成績，為您醫療昔日的傷口……
後來在1954年，我被調到《北京日報》文藝部工作，母親被我接回北京後曾告訴我，村裏小學教師為她念這封信時，她流下了眼淚。當然，她流的是喜淚，她萬萬想不到她的兒子，走了一條與她的願望截然相悖的路程。
可憐天下父母心，普天下的父母無一不盼望兒女成龍成鳳。仔細想來，父母實無必要過多匡正兒女的自我選擇，更無需煞費苦心為兒女設計這樣或那樣的道路。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條條道路通羅馬。重要的是應有能力鑒別兒女們的資質和稟賦，並誘發這種天賦，使其產生光熱，繼而成為閃電雷鳴。其實，過於看重時尚，是一種盲動和膚淺的表現；如果這種功利要求與個人氣質逆向，便會造成對人另一種潛在能源的扼殺。試想，如果當時有人強迫我必須學好數、理、化，那麼我體軀內的文學稟賦，就可能因為種種幹擾而毀滅消亡。
在北師三年的學習生活中，我活得輕鬆自在。除了是學校籃球代表隊的前鋒，善於閃、躲、騰、躍在亂軍中切入上籃之外，一度我還迷戀於鋼琴。可惜，父母沒有賜給我一雙大手，我的手指剛剛夠得到八位鍵盤，要想在鋼琴上有所發展，必須要用刀子割開我拇指和食指之間的虎口。這對我來說實在是殘酷了一點，我舍不得為此去醫院挨上一刀，何況又有文學與我生命相伴，我的精神已然有了棲息之巢。
到了1954年夏天，即將從北師畢業之前，學校教導主任王勝川找我個別談話，他告訴我，校黨委已決定讓我破格深造，保送我去北大中文係。我隻回答了一個“好”字，因為在我看來，作家這個職業，更多地在於自身的內在素質，而不在於外在的營養補充；如果非得汲取營養不可，社會大學是更好的課堂。因而當後來北京市召開人代會，決定提高全市教師隊伍質量，學校要我服從大局去當一名小學教師時，我並沒有任何感情上的失落，我回答了一個“好”字之餘，還向學校提出：請把我分配到郊區去，我願意去農村小學。
該年秋天，我和同級女同學王秀榮被分配到海澱區教育局報到。主管分配的人事幹部還沒開口，我就主動提出：如果任教的學校有遠有近，我願意到遠離市區的小學；她是女同學，離市區近的好學校應該分配給她。結果，她留在了海澱鎮教書，我被分配到了頤和園後邊的青龍橋小學——當時，北京市的發展剛剛起步，青龍橋已算是遠郊了。
這所小學是由關帝廟改造的，十分破舊，但我很喜歡學校的幽靜，每當課畢之後，我在配殿改成的教師辦公室，埋頭寫我的小說。學校教師多數不是青龍橋的本鄉人，我一進校，使得教師宿舍顯得擁擠，我對兩隻眼睛外凸如玻璃球似的張校長說：“您別為難，我看鍋爐房裏，隻住著燒鍋爐的勤雜工一個人，還能再支開一張木板床，我就和他住在一起好了。”
張校長連連搖頭：“不行，你是教師。”
我連連點頭：“行，我得向工人階級學習。”
張校長執意不從：“鍋爐每天要掏灰，屋內髒得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