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執意要去：“我不怕髒，您知道我是請求到農村來教學的。挨著鍋爐睡，便沒有冬天了。”
張校長笑了：“這不太合適吧？”
我說：“合適，不算您分配我住進鍋爐房，算我自願請求住進鍋爐房的，這總可以了吧？”
張校長最後答應我暫住幾天，等一位姓朱的老教師調回市內後，我再頂他的窩兒。我就這樣在鍋爐房內住下來了，每天拍打被褥時，塵土飛起尺高，我著實不覺得有礙教師麵子，反而自得其樂。
在這所小學，我任教的一個班有三十多個學生，是幾個班級裏挑出來的調皮搗蛋生。我想想我自己過去也不能算個好學生，因而在學生們身上我投入了許多感情，注入了不少心血。“家有五鬥糧，不當小孩王”，這是自古流傳下來的社會對小學教師職業的鄙薄，我幹得卻蠻有興味。這引發了眨著一雙玻璃球一般眼睛的張校長一番感慨，在一次教師周會上說：“青年同誌就是有朝氣，不僅把這個‘尖子’班帶得不錯，業餘時間小從老師還發表了不少小說哩！同誌們看——”他舉起《天津日報》，原來該報的《文藝周刊》以大半版的篇幅，發表了我的小說《遠離》。“隻是小從老師這號人才，咱這關帝廟怕是太小，放不下這個神靈，終究有一天會被調走的！”
這話被張校長言中了。我在鍋爐房與鍋爐工為伍半年，1954年初春，北京市委宣傳部一紙調令，就把我調到了《北京日報》。那時，黨風純正，青年人心靈潔白，社會上沒有走後門這個行為，也沒有“走後門”這個詞彙。據《北京日報》老詩人晏明事後告訴我，是他力薦把我調至報社文藝部的。為了證明我是貨真價實的文藝苗子，在報社資料室丟了刊登我作品的《天津日報》的情況下，老詩人晏明硬是偷偷撕下公共報牌上的一張刊登我作品的報紙，找到了當時擔任副社長、來自延安魯藝的周遊同誌。周遊同誌十分愛才，便有了我的這次調離。
是直線。
沒有曲線。
在青龍橋小學教師送別我離開青龍橋時，有一個細節至今使我難忘。小學有一位用舊風琴教音樂的王敦禮老師，他彈奏了《魂斷藍橋》中的主題歌《一路平安》。而我則彈了一曲弘一法師留下的《畢業歌》：
長亭外，
古道邊，
芳草碧連天，
……
我很惜別，我掉淚了，這是我的感情表現之一；之二，我當然又很想去報社，編輯部的工作離文學更近（我調到報社不久，我教的那個班全體學生曾去報社看我，致使小小的接待室容納不下，我是在院子裏與孩子們交談的，足以見得我與青龍橋緣分之深）。從1953年至1957年三年多的光景，我先後出版了兩本短篇小說集子和一部長篇小說。正當我全力以赴地創作以北京青年誌願墾荒隊業績為素材的長篇小說《第一片黑土》時，反右的風暴潮席卷而來，我先是被劃為右派，後因在京郊農村改造時，對“大煉鋼鐵”、“大辦共產主義食堂”不滿，並在向黨交心會上，陳述了自己這些看法，被當成“極右”處理，在1960年陰霾的冬季，我和我原來十六歲就參加了地下黨的妻子，一塊被送勞動教養，走進了電網和大牆。王敦禮老師送別我時彈奏的《一路平安》沒有應驗，我在曆史的風暴中開始了漫長的勞改生涯（詳見《走向混沌》第一部）。劃右那年，我正青春；1979年早春歸來，我已然是四十四歲、飽經滄桑發鬢染白的中年人了。
沒工夫歎息。
沒時間感傷。
在新時期文學開始的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我重新拿起了筆……
我喜歡冬季，特別喜歡冬季的雪原，大概這不僅出自文人的孟浪，更因為我穿越過曆史的冬季，走過了一條冰封雪飄的馬拉鬆長途。這種對雪國的偏愛，不屬於我個人，而屬於許多受難、但不甘於沉淪的知識分子。
留在雪原上星羅密布的腳窩，每個腳窩裏都遺留下昨日的曆史經緯；每個腳窩裏，都深藏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悲情故事；每個腳窩裏，都回蕩著不屈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與命運抗爭的跋涉中，留下與山穀合鳴的悲壯足音。
我喜歡白雪的顏色，因為冬季還代表著土地收獲之後的成熟。在我穿行歐洲，在阿爾卑斯山下仰望那終年積雪的碩大頭顱時，我想到了老母親頭上的縷縷白發。從人類情感的天平上去衡量母親，從我四歲那年，她已然跌入了雪的深穀。我向阿爾卑斯山的銀冠祝福，向堅忍不拔的東方母親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