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是最具中國特色的兵器之一，在各種曆史記載中有很多劍的傳說，使劍不再是簡單的一種兵器，而是一種充滿著傳奇色彩的精神象征。
與大多數兵器由工具轉化而來的情況不同，劍是在青銅時代才產生的專門兵器，而銅是非常名貴的，一般人很難擁有，因此劍從一開始時就具有貴族身份，以後也主要是貴族的武器。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劍是在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到了西周中期，劍的基本形製已經定型：握把部分稱“柄”，柄與劍身的結合部有“格”分開，而格下的柄部稱為“莖”，柄的最後部位為“首”，有環或突出的邊防止脫手。劍身有凸起的脊，兩側的刃也稱“鍔”，劍尖為“末”，或稱“鋒”。
按照《周禮》的說法，劍也有上、中、下三等之分，劍身越是修長就越高貴。然而從實戰的角度來看，劍過長不僅使用難度增加，而且也容易折斷。從製造的角度來看，劍身越是修長也就越難製造，難於批量生產，價格也就更為昂貴。因此修長的劍主要是來顯示身份的，並非實戰的武器。戰國秦漢時期凡是士以上階層的人都必定佩帶長劍。《戰國策·齊策》記載孟嚐君豢養門客故事，馮諼“貧乏不能自存”前來投奔，仍然帶著長劍，一有覺得招待不周，就彈著長劍發牢騷，要吃魚，要坐車，還要孟嚐君養他的老母親。《史記·淮陰侯列傳》寫韓信窮困潦倒，以至於“寄食漂母”，但出門仍然必定要佩帶長劍。
事實上在史籍中幾乎找不到在戰爭中使用劍為主戰武器的記載，多的倒是出劍暗殺（以至於《韓非子》把“私劍”與國法對稱）、“伏劍”自裁。僅《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記載公元前521年新裏戰役是用劍的。當時宋國貴族叛亂，吳國出兵幫助叛軍，晉國、齊國、衛國出兵幫助宋國國君。齊、宋聯軍打敗吳軍，但叛軍打敗了宋軍，宋國國君已打算出逃。齊國將領烏枝鳴負責守衛新裏，見叛軍氣勢很高，說：“對方人多，要決一死戰不如用劍。”於是帶頭拔劍衝擊，擊退了叛軍。
從現在出土的大量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劍來看，當時的鑄造技術令人歎為觀止。劍身一般是複合金屬的，中脊部分含錫量低以增加韌性，而兩側刃部的錫含量較高以提高硬度。特別是劍的表麵都經過化學處理。著名的越王勾踐的劍，劍身布滿暗紋，有一層錫、銅、鐵以及微量鎳的合金鍍層。秦始皇陵出土的劍至今閃著寒光，表麵有一層極薄的含鉻鍍層，鋒利得可以用來當作裁紙刀。
如此精美的劍價格當然也是極高的，故稱“寶劍”。《左傳·桓公十年》記載，虞國的貴族虞叔有寶玉，被國君虞公強求而被迫交出。後來虞公又要他的寶劍，虞叔說：“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於是在公元前702年，發動叛亂驅逐虞公。可見寶劍比寶玉更為珍貴。春秋戰國到秦漢時的寶劍有貴至“百金”的（秦以20兩黃金為一金，漢以16兩黃金為一金。百金相當於當時10戶中產家庭的財產總和），如《史記》記載伍子胥的寶劍值“百金”，他用以答謝救他命的漁夫。西漢初年著名說客陸賈生前將財產平分給五個兒子，約定以後輪流到五家生活，如死在哪一家，哪個兒子就承擔送終的責任，並可以得到他價值“百金”的寶劍。
既然寶劍這麼貴，所以也就有專門鑒定寶劍的“相劍者”。《韓非子》裏有這麼個故事：有個叫曾從子的，是“善相劍者”。知道衛國國君怨恨吳王，他就向衛君獻計，說是可以乘為吳王相劍時刺殺吳王。衛君回答說：“你是為了利益才如此的，吳國強而富，衛國弱而貧。我恐怕你到吳國就會向吳王獻此計來殺我。”趕緊把他驅逐出境。
當時人的評論是好劍出自南方，《周禮》一書稱：“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春秋時著名的幹將、莫邪、湛盧、魚腸等寶劍是吳國工匠鑄造的，太阿、龍泉等是楚國工匠製造的。《左傳》記載莒國（今山東莒縣）國君“虐而好劍”，喜歡親自鑄劍，並拿百姓來試劍，最後被百姓驅逐。
這些著名的寶劍可能也有用鋼鐵製造的。湖南戰國楚墓出土的鐵劍已有1.4米長的，顯示出技術的成熟。西漢時已普遍使用鋼劍，劍身也越來越修長，更注重其裝飾意義。《晉書·輿服誌》稱“自天子以至百官無不佩劍”。
曆經魏晉南北朝，劍的形製也有所變化。唐代的劍身比較寬，適合於劈砍，劍格和劍首一般做成雲彩狀。劍的主要用途仍然是儀式性的，並不作為戰鬥武器。宋代的劍雖然裝飾紋樣仍然是唐代的基本風格，可是劍身“厚脊短身”，似乎更實用。元代蒙古騎兵也用短劍，裝飾很少，更為實用。
雖然明清小說中劍開始進一步被神化，但是當時的軍隊武庫卻已徹底地排斥了劍的存在。無論官兵，都不再佩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