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決定管這個問題，辦法是循序漸進的，而且陰壞。
公元前119年，漢武帝首先下詔，鑄造鹿皮幣作為國家的通用貨幣。所謂鹿皮幣，就是貨幣上有皇宮園林的白鹿皮，這種白鹿皮屬中央皇室專有，隻此一家別無分號，偽造都沒地方。特別是地方諸侯國要想鑄錢，就必須向中央購買白鹿皮，每塊白鹿皮明碼標價：四十萬。愛買不買，不買是不可能的，隻能咬牙買。如此一來，地方諸侯豐厚的金錢儲備，就這樣源源不斷流向中央，地方富人、商人再想私自鑄造錢幣，也很難花得起這個本錢了。
白鹿皮幣自然引起了反對，且比上次更強烈，這次帶頭反對的是大漢帝國的財政部長——顏異。當然顏異並無惡意，隻是認為定價四十萬太高，屬於對諸侯的變相勒索。顏異是西漢時期著名的清官，擔任“財政部長”數年，以清正廉潔著稱，百分百的好幹部，不是既得利益者。但漢武帝不管這個，經濟改革至關重要，誰擋我的路，我就要誰的命，況且而今反對聲本來就多，正要殺雞給猴看，正直的顏異，就這樣做了“雞”。
公元前117年，又是“鷹犬”張湯出麵，經漢武帝授意將顏異關押，而後經過審理，想盡了辦法也沒找到顏異的罪名，最後幹脆給顏異定了個“腹誹”罪，即顏異雖然嘴上沒有謀反行動，但心裏反對經濟改革，就這樣，顏異被處死了。“殺雞”的效果是顯著的，“猴”們果然消停了。
公元前113年，漢武帝設立水衡都尉，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專門負責貨幣鑄造的機構。從此之後，地方諸侯國鑄造貨幣的特權被徹底取消，貨幣的發行與鑄造權被牢牢掌控在政府的手中。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加強中央集權製度的重要一步。
在改革貨幣製度的同時，已經是大漢帝國農中丞的桑弘羊又開始對既得利益者陰壞了，這次他的政策是算緡，附加政策是告緡，按照現代的意思說，就是對工商業者征收營業稅和個人所得稅。
所謂算緡，名義上是針對天下百姓，但是看政策，卻主要針對工商業者。算緡是要求工商業者將自己的財產上報，然後政府通過核算財產，向其征收個人所得稅。在漢武帝時期的政策裏，大商人每四千錢財產作為一算，征收賦稅，普通小商人和手工業者，以兩千錢作為一算，征收賦稅。甚至各地的車馬、船舶，也都看作財產，征收個人所得稅。從政策上可以看到，越窮的交得越少，越富的交得越多，收稅的主要對象，是自“文景之治”以來西漢王朝的“新富階層”——商人階層。
桑弘羊當然也知道，指望著這些富豪們心憂國家，主動支援國家建設，基本屬於癡人說夢，所以在算緡之外，還很“體貼”地為他們安排了附加政策——告緡。
所謂告緡，說白了就是鼓勵檢舉揭發，凡是有商人隱瞞財產、逃避個人所得稅的，隻要有人檢舉揭發，一經查實，犯法者要被沒收財產，處以重罪，告密者可以得到被告發者一半的財產。也就是說，在漢武帝時代，哪怕你是個窮光蛋，隻要檢舉揭發告準了，一夜暴富絕不是天方夜譚。
有這樣的好政策，自然不告白不告，外加許多人本就有仇富心理，當然聞風而動，一時間全國上下告狀成風。對於遭揭發者，漢朝政府的態度也隻有一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無風不起浪，有人告你，就說明你肯定有問題，有問題就要拿錢，不拿錢，把你榨幹了也要搞到錢。結果許多富可敵國的商人就這樣被榨幹了。
而在告緡、算緡政策中，桑弘羊還有一條不動聲色的政策：嚴禁圈占土地。也就是說，對工商業者來說，土地是非法財產，手裏有土地的，也就兩條路，要麼被政府沒收，要麼你自己識相，低價處理掉賣給農民。如此一來，自漢景帝時代開始的土地兼並之風開始緩解，土地矛盾有所緩和，大批無地農民得以安居。在當時漢帝國四麵出擊的情況下，此舉無疑起到了穩定內部的作用。
隨著算緡、告緡的全麵推行，西漢帝國自文景時代開始形成的豪強階層遭到了沉重打擊，沒錢賺不說，財產更遭到政府盤剝，每天吃飯睡覺都要提心吊膽，生怕一不留神就被人告發了。那年頭做商人的，都低調的不能再低調，哪怕生意做得再好，卻打死也不能讓人知道他家有錢。與之對應的，是漢帝國隨後積累的巨大的財富。比如後來漢武帝北遊漠北，在邊境陳兵十八萬挑釁匈奴，嚇得匈奴不敢應戰。外加求神求道，開通西域，千裏遠征大宛，打通絲綢之路，這一切，都來自諸項經濟改革的財政支持。
漢武帝在位時期最後一項重大的財政改革，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均輸。
所謂均輸，在中國曆史上並不陌生，後來曆代封建王朝也都搞過這個政策，比如宋朝著名的王安石變法裏，就是重要一項。均輸政策，開始於公元前115年，當時隻是在長安地區進行試點。公元前110年，桑弘羊成為大漢帝國“財政部長”（大司農）之後，才真正開始全國推行。均輸針對的是不同地區物價不均衡、商人投機倒把謀取暴利的問題，政府在各地設立均輸官，命令農民把原本用來買賣的貨物，充做貨物上交，用以調劑各地需要的不同物品。均輸的另一個附加政策是平準，即在中央設立平準機構，把各地交換的物品進行買賣，用來平抑物價。這項政策終結了自文景時代以來，富豪商人對於重要貨物的定價權，平抑了物價，老百姓的負擔得到減輕。
漢武帝時代的經濟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漢書》上記錄：“倉儲之積，戰士以俸，饑者以賑”，更稱讚說“民不益賦而國用饒足”。也就是說，漢武帝時代的經濟改革，在不增加普通老百姓賦稅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增加國家收入，並建立中央對國民經濟的絕對控製權。從結果看，他做到了。 四
但是完成經濟改革的漢武帝，晚年卻不得不麵臨一個殘破的局麵：國家天災頻繁，起義四起，天下戶口減半，賦稅銳減。對匈奴的戰爭，也出現了李廣利戰敗投敵的恥辱局麵，為什麼？
原因自然很多，有人把原因歸結到打匈奴方麵，但必須看到，漢朝經濟局麵的真正惡化，發生在與匈奴戰爭的間歇期，即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戰結束後的時期，所以對匈奴的戰爭，不能成為漢武帝後期統治失策的替罪羊。之後漢朝雖然多次用兵，國家沒有得到休養生息，但戰爭的規模和花費，根本無法與公元前119年的曆次大規模戰鬥相比。從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戰重創匈奴，到公元前100年李廣利再戰匈奴，這期間的十九年，是匈奴暫時遠退漠北，無力南下的十九年，漢朝對外戰爭的主戰場——抗匈戰場，已經暫時穩定。這本應成為漢朝休養生息的機會，但是這十九年，漢朝沒有一年是消停的。通西域自不用說，又打又拉，每次興師動眾花費巨大；遠征大宛損失兵馬六分之五；南平南越、東越、西南蠻夷的戰爭也曠日持久；而漢武帝也開始追求長生之術，大興土木，裏裏外外沒有一樣是省錢的。經濟改革的高潮期也正是這個階段，每年靠著“民不加賦國饒足”，暫時支撐了漢帝國的財政。但是一個國家實現長治久安，和一個人保持身體健康是一樣的，需要勞逸結合。所謂的經濟改革、政策調整，好比是頻繁運動的間隙不斷進補藥，甚至是興奮劑。熟悉醫學的朋友都明白，一個隻靠補藥和興奮劑支撐，從來不休息的人，是注定要垮掉的。十九年裏從來沒有休息過的漢帝國，也注定是要出亂子的。漢武帝最大的失策，就是他錯失了最好的十九年休養生息的機會，結果是當對匈奴戰爭風雲再起的時候，漢王朝的國民經濟不但被拖到了崩潰的邊緣，內部矛盾更加叢生，連他的長子——太子劉據，也在宮廷的變亂中死在他自己手中。
在漢武帝為挽救財政、強化統治進行的諸多改革中，有一項卻不是補藥，而是興奮劑。雖然暫時進補，對帝國卻是雙刃劍——鹽鐵官營。鹽鐵官營的初衷，是由國家掌握這個重大暴利行業。但到了後期，由於漢武帝好大喜功，盲目提高鐵器價格，其實成了對普通老百姓的盤剝。更要命的是壟斷行業沒競爭，鐵器質量大大下降，不但民間的鐵器用具質量下降，甚至連部隊用的武器質量也在下降。而對整個西漢帝國命運影響最深的是，朝局中掌握鹽鐵控製權者，等於掌握了國家政治的控製權，西漢帝國的最後時期，鹽鐵控製權的掌握者恰是西漢帝國的掘墓人——王莽。這恐怕是一心建立大一統帝國的漢武帝劉徹，九泉之下做夢也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