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在中國曆史的演進中，有一個很出名的詞叫“中興”。所謂“中興”，就是在一個王朝處於衰落甚至到了滅亡邊緣的時候，卻突然出現一段勵精圖治的時期，通過內外政策的調整，使這個王朝擺脫危機，重現繁榮的勝景，這樣的時期，就是無數封建士大夫以及百姓神往的“中興”。
在中國曆史上，“中興”的時候不少。漢唐宋明清五大封建王朝，都有過讓封建曆史學家們津津樂道的“中興”時代，但是大多數的中興，往往都有兩個毛病：一是這些中興的持續時間比較短，大多都是某一個君王在任時期，而且會隨著這個君王的過世戛然而止；二是這些中興，大多數都是通過對體製內政策的重新調整實現的，中興的過程，也多是表麵的繁榮，內在的矛盾隱藏得很深，在這樣的狀況下，中興的“含金量”就打了折扣。如果真的要說哪一個中興是名副其實的，那麼東漢開國的“光武中興”，是無可爭議的“第一中興”。
有關“光武中興”，曆代的史家讚美甚多。比如東漢時期的學者張純就曾說“（光武）興於匹庶，蕩跌天下，誅除暴亂，興繼祖宗”。後世的讚美也很多，比如南宋時期的陳良更說“古今中興，無過於此”，顯然是至高無上的評價。之所以評價很高，還是因為“光武中興”不但結束了西漢以來戰亂的局麵，重建了一個漢朝盛世，且這場中興並沒有因為劉秀的過世戛然而止，而是繼續發展，持續之後的幾代人。無論在持久程度還是“GDP成就”上，“光武中興”在中國曆史上都是當之無愧的第一。
且來看看，真實的“光武中興”，究竟是什麼樣的。 一
後人說“光武中興”成就大，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劉秀登基即位的時候，麵臨的是一個非常殘破的爛攤子，甚至比起西漢開國皇帝劉邦來，他麵臨的困難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劉秀初即位的時候，與劉秀同時代的馮衍就曾有言“禍害未解，兵連禍結，刑法彌深，賦斂越重，夫婦離散，廬落丘墟”。因為從王莽末年開始的連年內外戰爭，漢帝國經濟遭受的破壞極其嚴重，根據人口學家統計，在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的戰亂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死於戰亂，其中絕大多數是青壯年勞動力。西漢帝國的舊都長安周圍甚至堆滿了屍體，長年散發著腐臭的味道。而比西漢開國更嚴重的，是東漢這時期連年大規模瘟疫。與匈奴戰爭以後，從草原上傳來的各種瘟疫開始在中國大範圍蔓延，當時的中醫對這些新出現的“超級病菌”幾乎沒有任何好辦法。尤其是鼠疫，在當時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比時知名的士大夫階層，對於新建立的東漢政權，還普遍采取觀望不合作的態度，特別是富有聲望的名門們，都多次拒絕過東漢政府的召見。而且邊境的問題也越演越烈，匈奴趁機侵擾邊關，漢帝國的邊境幾乎烽火連年。內外交困的局麵擺在了劉秀的麵前。
對於“光武中興”采取的各種措施，各類曆史學家都給予很高的評價，主要的焦點，都集中在劉秀發展生產、與民休息的各種政策上。事實上，劉秀之所以能夠迅速地讓國家從戰亂的破壞中走出來，穩定國家政局並且恢複經濟，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在全麵恢複國民經濟之前，首先集中中央的權威。這是東漢與西漢最大的不同，西漢采取的是道家黃老學說，主張無為而治，即鼓勵民間自然經濟自由發展，國家並不做太多的幹涉。東漢卻不一樣，東漢崇尚的是儒家大一統的學說，講究的是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用國家的力量整合資源，使得經濟高速騰飛。所以，劉秀在整治國家之前，首先整治的是政治製度。
劉秀當時對政治製度的整治，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強化皇權，限製外戚。即用行政改革的方式，讓他的個人意誌迅速成為國家的主體思想，並且滲透到國民經濟的各個角落之中。
首先，就是加強中央對地方的行政控製。
東漢建國的時候，國土麵積與西漢差不多，國家以郡縣作為地方行政區劃，全國一共有一百一十八個州郡。從地方區劃的數目上看，東漢的地方郡縣數量遠遠大於西漢，這正是為了分散地方的權力，保證中央對地方的絕對控製權。與此同時，漢武帝時期曾經臨時設置的十三道刺史，被劉秀改革為常設機構。刺史負責其境內的管理，並且有領兵、發兵的權力，傳統的地方州郡官員，權力已經被大大地削弱。同時，劉秀因為人口減少，在全國開始了“縣城合並”運動，裁撤了大批地方縣城，以集合人口，全麵進行恢複經濟的工作。
漢光武時代開國的地方官員們，身份和西漢初期的也有很大不同。西漢初期，地方官員都是老成持重的當地名流，成分比較單純。到了劉秀時代，地方官的成分非常複雜，既有王莽時期的舊官員，也有皇室宗親，功臣宿將之後，因為人員比較雜，所以隱含的麻煩也比較多。王莽時期的這些舊官員，和前朝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這些人固然有非常豐富的治理地方的經驗，但是前朝的陋習也非常嚴重。尤其是在掠奪百姓和貪贓枉法上，許多人都是“老手”，這些人既要用，更要監督。皇室宗親與功臣宿將的問題是“馬上得天下，馬上難治天下”，這些人大多數是軍人出身，最大的優點是能打仗，治理地方他們並不擅長，有時候用一些簡單粗暴的辦法，反而會好心辦壞事，效果適得其反。所以設立刺史製度，對地方官員進行監督，最大限度地削弱地方官員權力，不給他們專權的機會，也就顯得尤其重要了。
在地方職權進行調整的時候，東漢帝國的中央機構也在進行改革。東漢的官製，主要沿用了西漢的三公九卿製度，即司徒、司空、太尉還是稱三公，但是在具體的職權上，東漢卻進行了大力的削減。和西漢時期三公往往有“太師”“太保”“太傅”等名譽爵位不同，東漢僅保留了“太傅”。東漢的九卿，完全被劃為了三公的附屬。從表麵看，這樣是加強了三公的權利，但事實上劉秀卻使了陰壞。劉秀一反西漢時期讓周勃、陳平等開國元勳擔任丞相的做法，在他的政府裏，開國元勳一律不能擔任三公。三公的權力也大為縮水，劉秀的各項統治政策，大部分都由尚書台來實行，三公更多是一種名譽性的職位。
劉秀在中央政權上的新發明，就是著名的尚書台。尚書在西漢的時候就有，但那時候的尚書，隻不過是少府的一個辦事機構，甚至沒有單獨的名分。到了劉秀時期，尚書的權利迅速擴大，尚書台設主官一人，稱尚書令，下麵有副主管——尚書仆射，外加左右二丞。下麵有曹史等各級官員，共六十二人。在東漢時期，尚書台才是國家權利的最高核心，他們位高權重，朝廷決策、機密謀劃、賞罰官員，都由尚書台來運作，三公的職權大部分被他們取而代之。而對比鮮明的是，尚書台的官員品級並不高，這樣一來，三公有高位而無實權，尚書台有實權而無高位，兩家互相牽製，劉秀就可以從中掌控，高枕無憂。為了統一中央權威，劉秀可謂煞費苦心。
這種強化個人權威的做法，在東漢開國的時期，不但沒有引起下麵的抵觸，反而引起了舉國的擁護。因為尚書台的官員雖然品級低微，但大多數都是和功臣宿將關係密切的官員，上上下下早已經形成了盤根錯節的關係。所以位高無權的三公和位低權重的尚書台之間，也就能形成“和諧”局麵。從當時恢複國民經濟的角度說，尚書台的建立確實起到了提高國家行政效率的作用。三公掌權時期機構林立、人員冗餘、行政效率低下，對新政策抵觸重重，尚書台對皇帝卻隻有無條件的尊奉實行，帝王的權威大大加強。
與行政機構改革同時進行的，是劉秀對外戚集團的遏製。劉秀對外戚集團是極其提防的，當年西漢帝國就是亡於外戚王莽集團，所以劉秀開國後，對外戚進行了種種限製。最主要的政策是用金錢換權力，即給予外戚充分的經濟特權，用來換取外戚們的行政權力。劉秀首先拿自己的舅舅開刀，他的舅舅樊丹、樊尋、樊宏相繼封侯，封侯的同時，其手中的兵權被劉秀收回。劉秀還煞費苦心，給予三位舅舅名馬高車，讓他們在家鄉招搖，以示榮寵。劉秀的三個舅舅也很知趣。比如劉秀的舅舅樊宏，多次告誡家人要謙虛，並且把“富貴盈滿自溢”作為祖訓，要求家人夾起尾巴做人。舅舅們起帶頭作用了，其他人更不用說。劉秀在封郭聖通做皇後時，順便封了皇後的幾個兄弟為侯爵，後來郭聖通被廢除，但是她的幾個兄弟並未被追究責任，隻是被免除了行政官職，反而加賜俸祿。郭聖通之後被封為皇後的是陰麗華，她的哥哥陰識長年跟隨劉秀征戰，立有大功，但是，當劉秀表態要封陰識侯爵時，陰麗華卻私下告訴兄長，不要輕易接受。結果，陰識在受封的時候幾番退讓，甚至淚流滿麵，在劉秀幾次表彰之後，才感激涕零接受了冊封。如此表演，也隻是為了給天下人一個姿態——在劉秀的治下，外戚是要夾著尾巴做人的。後來陰識的弟弟陰興也多次推辭加官晉爵，最後幹脆歸隱山林。這種模範帶頭作用，也給了所有人政治信號。劉秀的姐夫鄧晨、妹夫李通，在建國之後都主動交出了官職，僅僅以外戚的身份享受榮華富貴。除了懷柔手段以外，劉秀有時候也殺雞給猴看。東漢初期的著名學問家馮衍，是一個享有盛名的賢才，劉秀一開始很想重用，但這個馮先生學問雖好，政治智商卻幾乎為零，他因為得到了陰麗華弟弟陰興的舉薦，和陰家交遊甚秘，多次參加陰家的宴會，還詩文唱和好不親密。這本是一件小事，劉秀知道後卻大為惱火，當場把馮衍下牢獄，之後陰皇後求情，勉強赦免了他的罪過，發回原籍安住。這樣做自然是要警示那些外戚們：都給我老實點兒，我劉秀眼裏可不容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