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安（前179～前122），漢高祖劉邦之孫，後被封為淮南王。
劉安文采斐然，博聞強記，有過人的文學才能。漢文帝十分器重他。一次下詔讓他撰寫一篇《離騷賦》。劉安在淩晨受命，到早飯時間已經寫完，深得皇帝喜愛。天下許多方術之士都投奔到他的門下。劉安後因圖謀兵變事發，自殺身死。
《淮南子》是劉安及其門客蘇非、李尚被等集體撰寫的。該書又名《淮南鴻烈》。《漢書·藝文誌》著錄《淮南子》內21篇、外31篇，現僅存21篇。篇目為：原道、淑真、天文、隧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汜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人間、修務、泰族、要略。
《漢書·藝文誌》將該書列入雜家，漢許慎、高誘均有注本，《隋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及《宋史·藝文誌》等皆見記錄。許注後亡佚，清孫馮翼輯有一卷，有問經堂刊本。傳世為高誘注本，篇目下皆有“訓”字。清有杭州書局《二十二子》重刻莊達吉校本等。劉家本撰《淮南子集證》二十一卷，有上海中華書局1921年排印本。劉文典撰《淮南鴻烈集解》，有商務印書館排印本。1983年中國科學院出版社出版有楊樹達著《淮南子證聞》。
《淮南子》是以道家自然天道觀為主導，綜合道、法、陰陽各家之說。論述“道”和“氣”的。《兵略訓》即是其中專論軍事的一篇，代表了西漢初期的軍事理論水平。
《淮南子·兵略訓》是在它所認為的道是“覆天蓋地”，“高不可際”，“深不可測”的思想指導下，博采先秦各家兵書，綜合而成的一篇軍事哲學著作。在戰爭觀問題上，立論比較鮮明。在戰略、戰術上則多繼承而少創見。
作者認為戰爭的起源是：“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這就是說戰爭起源於物質利益的分配不均而引起的暴力爭奪。這比起前人的相關論述要深刻得多。
戰爭的目的是“禁暴討亂”，“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該書明確地區分了“義戰”與“不義戰”。
作者繼承前人軍事思想，提出了“全兵先勝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的主張。它認為戰爭勝負的根本，不在軍事的強弱，而在政治的得失。得道者得民心，弱可以變強；失道者失民心，強亦可變弱。所以，政治強大，雖有軍隊但不必發動戰爭，也可使敵人伏首稱臣，這實際上是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全勝戰略思想在漢代的發展。“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因為政治得失決定軍事的勝負，所以在戰爭之前就必須先謀劃於廟堂之上，對雙方力量加以比較，從國君、將帥、民心、治亂、軍糧、士卒、武器等方麵進行分析，論證是否已經具備了勝利的條件，如此可作到先勝而後戰。作者稱這種作戰方法為“廟戰”。
對於戰術中動與靜的辯證關係，作者認為軍隊不動則已，動則無形，“神出而鬼行”，出敵不意，攻其不備。不僅於此，善於采取軍事行動者，必須做到：行動迅猛有“氣勢”，善用地形占“地勢”，根據敵情知“因勢”，巧妙偵察設伏善“知權”，調遣軍隊靈活有序知“事權”。另外，還要以靜製動，以無形製有形，以無為製有為。
《兵略訓》還十分重視將帥的作用，作者用很大篇幅闡述了有關將帥的理論。將帥根據其能力可分為上中下三類：“上將”，能夠得天道、得地利、得人心，且用兵堅定而有氣勢，是常勝將軍；“中將”。不知天道，不知地利，但得人心，有氣勢，勝多而敗少；“下將”，無堅定主張，性自多疑，動輒敗北。“將軍之心”要寬宏公允，含而不露。既能隨時變通，又不輕易受外界環境影響而動搖主張。將帥要威儀並用，與士卒同甘共苦。威儀並用就是賞罰分明，賞使士兵冒死征戰，罰使士兵令行禁止，如此，軍隊才有戰鬥力。此外，將領必須愛兵，才能得到兵的愛戴。將帥應具備“三隧、四儀、五行、十守”諸項優秀品質。作者認為將帥最應注意的是士氣的“實”與“虛”：官兵有隙，互不相得為虛；上下同心，同仇敵愾為實。將領要統帥軍隊，完成任務必須建立一個合理的指揮保障體係，包括以下幾方麵專門輔助人員：“尉之官”，即軍事參謀人員；“侯之官”，即偵察人員；“司空之官”，即後勤人員；“輿之官”，收容聯絡人員。這比《六韜》的有關論述更為充分和完善。
所有這些對戰爭起源、戰爭目的、戰爭性質和戰爭勝敗主要因素的論斷，既繼承了前人的觀點，也在某些地方超過了前人。在具體的戰略、戰術問題上，繼承了前人虛實、奇正、分合、示形等，歸結為“神莫貴於天；勢莫貴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隻是提法不同而沒有什麼新的發展，這是因為劉安等人，本身缺少戰爭實踐經驗，所以隻能是在理論上進行闡發，在哲理上加以提高。又由於《淮南子》是由眾人編篡而成，其思想觀點也不盡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