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戚繼光撰。明隆慶二年（1568）五月明廷命戚繼光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受其節製。他到任以後，上疏痛陳邊備廢弛、邊軍“七害”，“士卒不練之失六，雖練無益之弊四”，並針對薊州一帶地形的三個特點，提出車、步、騎戰，“三者迭用”的用兵方略。他整敕軍紀，革除弊政，改進兵器，修建敵台，建立車營和輜重營，使薊門軍節製精明，器械犀利，遂為諸邊之冠。薊鎮“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率以罪去。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練兵實紀》就是他在薊門練兵守邊的經驗總結和真實紀錄。
《練兵實紀》，清代常州麟玉山房刊本刻成《練兵紀實》。《明史·戚繼光傳》記作《練兵事實》，顯係筆誤。中華書局點校本據《明史·藝文誌》、《千傾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校為《練兵紀實》欠妥，因上述書目作《練兵實紀》，應校為《練兵實紀》為是。
《練兵實紀》是戚繼光練兵中編寫的各種教材和條規的彙編。《練兵實紀公移》說：“譬如遴選營陣行伍號令旌旗之色，金鼓之音，車營、車步騎合營、野營、行營、野戰、戰勝、教養、曉喻之類，一切未備者，本府逐漸擬定。教練已經二年，各路與人衛將士，雖以台工未及詳舉，而標兵六營，耳提麵命，頗皆堪閱。今將先後給與將士教習過條約，通集成帙，計八卷，一卷大約數十條，又附以練將一卷，乃聽將官自習，不係士伍程督，計共九卷。”這就是《練兵實紀》正文九卷的成書情況，但隻言“教練已經二年”，未說明具體成書年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據《登壇口授》載：“時帷庚午夏六月，諸邊新台，肇建過半，乃奉製府會同撫院奏，奉暫停以舉練事。”庚午年即明隆慶四年（1570），斷為寫成於明隆慶五年（1571）。據今人考證，戚繼光練兵始於隆慶二年（1568），其成書時間當在隆慶四年末或隆慶五年初。《雜集》六卷寫成於隆慶年間至萬曆初年，收入《練兵實紀》當在萬曆年間。
《練兵實紀》九卷九篇共二百六十四條，具體篇目是：練伍法第一、練膽氣第二、練耳目第三、練手足第四、練營陣第五（場操）、練營陣第六（行營）、練營陣第七（野營）、練營陣第八（戰約）、練將第九。後附雜集六卷六篇：儲練通論（上下篇）、將官到任寶鑒、登壇口授（李超、胡守仁輯）、軍器解、車步騎營陣解。書前還冠有“凡例”即“分給教習次第”共十五條，記述了將、卒各自應學習的內容、標準，教材發放辦法，督促學習的措施等。
《練兵實紀》內容廣泛，涉及兵員選拔、部伍編製、旗幟金鼓、武器裝備、將帥修養、軍禮軍法、車步騎兵的編成保結及其協同訓練等建軍、訓練和作戰的各個方麵。正文一至四卷側重單兵訓練；五至八卷和“雜集”的《軍器解》、《車步騎營陣解》講營陣訓練；正文第九卷和“雜集”中的《儲練通論（上下篇）》、《將官到任寶鑒》和《登壇口授》等篇記述了將帥的選拔培養、應具備的條件等。
《練兵實紀》成書於《紀效新書》之後，它既注意吸收南方練兵的經驗，又結合北方練兵的實際，其練兵思想在《紀效新書》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
主張根據實際情況改革訓練。針對北方地形和敵情，提出改革編製，增設車營和輜重營，並提出車、步、騎三兵種協同作戰的思想，記述了協同作戰的方法。改革兵器，揚長避短。指出敵人力壯，專用刀，善騎馬，我方的刀必須長於敵才能占便宜，就是砍不著敵身上，必先砍著他的馬頭。所以規定，我方各項器械必須各長彼一倍，敵善用弓矢，我則用遠射火器火箭、鳥銃、噴筒製敵。提出要靈活布陣，“各隨地製宜，如地不容若幹車為一城，大大小小，多多寡寡，長長短短，曲直偏彎，隻以地為準，並不相拘。”
在訓練方法上，提出要分層次訓練，“練將冊給將；練卒冊給卒”（《凡例》），並對將帥和平卒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對士卒不要求原文背誦，隻記大意即可；將帥則須條條款款誦熟；將帥必須背誦練卒條款，而士卒不必背誦練將條款。還製定了鼓勵背誦的措施，“若將條約隨俗改為唱曲習學以代戲樂者，有賞。”對於觸犯軍法者，若能背誦五條，免打一棍。
在訓練內容上，特別重視學習兵法理論。認為：“兵之有法，如醫之有方，必須讀習而後得。但敏智之人，自然因而推之，師其意不泥其跡，乃能百戰百勝，成為名將。蓋未有不習一法，不識一字，不經一事，而輒能開闔變化運用無窮者。”它還規定了學習內容和次第，指出要先讀先講《孝經》、《論語》、《孟子》白文，《武經七書》白文。次第記誦，不專句讀文辭，但求理解精義；次讀《百將傳》，熟知諸將人品、心術、功業，以為借鑒；再讀《春秋左傳》、《資治通鑒》，以豐富曆史知識；最後講授《大學》、《中庸》大意，以修身養性。它還重視練心，要求使將士把實心拿出，“愛軍是愛軍的心，操練是操練的心，上陣是上陣的心，必思勝彼之法”。這樣上下同心，就能達到萬人聯異為同，聚少成多，合寡為眾。主張以練膽為先，對於“藝高人膽大”這句諺語有新的認識，認為“必須原是有膽之人，習得好藝，故膽益大。無膽之人，平日習得武藝十分精熟，臨時手軟身顫，舉藝不起，任是如何教習，亦不得膽之大也”。
重視後勤訓練和物質保障。戚繼光針對以往官軍因無輜重常常失掉戰機的實際情況，提出“師行糧從，軍事所先”，新創輜重營三座，每座大車八十輛，每輛騾八匹，並規定了輜重營的編製、訓練方法，繪製了輜重營陣圖。認為“輜重無失，便為奇功”。
重視政治訓練。他認為“將有本，心術是也”。所謂“心術”，就是政治素質，即“光明正大，以實心行實事，純忠純孝，思思念念，在於忠君、敬友、愛軍、惡敵、強兵、任難”，具體提出要有誌向，懂得生死的意義，明辨利害得失，做好人，守節操，寬度量，禁聲色，尚謙德，惜官箴，牢記貨利、剛愎、驕傲、逢迎、委靡之害等。宣傳為民殺敵而死，雖死猶生的道理，指出：“況使死得當，立廟祭祀，血食百世，是死後還活，地方士女，口碑一日相傳，是一日活在世間；若生前無聞於世，就活在世間，已是死了。”還反複強調拚死作戰則生，僥幸偷生則死的道理。它強調軍隊要尊重人民，將帥要尊重士兵，注重維護人民和士兵群眾的利益，反對擾民和向士兵亂派公差雜役，規定：“行營排陣間，將領敢於行伍中抽一人一騎者，軍法從事”，“軍士擅發塚墓，焚廬舍，殺老幼及婦女，踐禾稼，伐樹木，奸犯人婦，及將婦女人營者，軍法從事”。認為將與卒雖位有貴賤，但身無貴賤。反對下級對上級“惟惟奉命，甚至增美其說”。
強調練兵之要，先在練將。書中對將帥的品德、戰術和技術修養有具體的規定和要求。它認為將帥是一軍之長、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全軍的情緒，所以要求先要訓練好將帥。它主張興辦武庠，即軍事學校，對各級軍事統帥進行係統地正規訓練。在學習文化的基礎上，“授以《武經總要》，孫吳兵法，‘六壬’、‘百將’等書，俾各習讀講解其義。仍於騎射之外，如矛、盾、弋、鋌、鉤、弩、炮石、火攻、車戰之法，各隨所長，分門析類，各令精通，俟其稍熟，間一試之，或令之赴邊，使習知山川之勢，北敵之情。或暫隨在營，使熟識旌麾金鼓之節，且教而且用之。用之不效，而複教之。如此，數年之後，必有真材”。它還對將帥提出了許多具體要求，如要求“將官先以舍生為本”，“剛不可吐，柔不可茹”，習武藝學兵法，“必自身率始”，“不拘三軍各色武藝，長短器具，必一一習之。既不能皆精，必精其一二技，而餘技亦必習知其概”等等。
關於書中的迷信問題。《將官到任寶鑒》等篇中確實有利用時日吉凶預測人事和因果報應等封建迷信內容，這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書中又明確規定：“禁妖妄，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災祥、禍福搖動眾心者，重治。”並聲明：“夫天時不足忌，在盡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祿，所謂人定亦能勝天，陰陽時日，何為者哉！”這說明作者並不相信迷信，他收錄這些內容，目的是讓將帥掌握，作為一種心理戰術，以達到“定眾誌而作氣”的目的。
《練兵實紀》是明代以講軍事訓練為主的著名兵書。它條理清晰，語言通俗，易懂易記；反映了明代後期火器大量使用後，軍隊編成的變化和訓練作戰的特點，“今以此書，考其守邊事績，無不相符，非泛摭韜略常談者比”。因此，它具有較高的軍事學術價值和軍事史料價值，受到後世兵家的重視。
《練兵實紀》現存版本主要有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刑蚧刻本、明天啟二年（1622）刻本、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許乃釗刻本、清鹹豐甲寅（1854）光霽堂刻本、清光緒乙未（1895）上海醉經樓石印本、四庫全書本、學津討源本、墨海金壺本、守山閣本、瓶花書屋本、京都琉璃廠刻活字本、抄本、多種鉛印本等。抄本十卷，與刻本內容不同，子目為：騎兵、步兵、車兵、輜兵、合營、行營、下營、禁令、兵法、練藝、練器、訓諭、條教、圖解。《海防圖論》
《海防圖論》又稱《海防圖說》、《海防論》等，是明代關於海防的兵書，舊題胡宗憲撰，實際是由胡宗憲彙編而成。這在胡宗憲的序言中說得很清楚：“凡耳目所曆，哨探所傳，無微不核，無細不綜，因彙次為《海防圖論》，凡若幹篇。”經核對，自“廣東要害論”至“山東預備論”輯錄自鄭若曾的《萬裏海防圖論》（見《鄭開陽雜著》）這是本書的主要內容，所以，有的版本又著錄為鄭若曾撰。《遼東軍餉論》由明萬世德補輯，《日本考略》由明殷都補輯，但其資料都源自鄭若曾的《萬裏海防圖論》。胡宗憲在給《籌海圖編》所作的序中說：“餘既刊其（注：指鄭若曾）《萬裏海防》行世。”據此推測，《海防圖論》當即是《萬裏海防圖論》。題鄭若曾撰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