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即度地，記兵要地誌。子目有：方輿（下分一統圖等十六個細目，詳講內地）、鎮戍（下分薊鎮等九個子目，詳講邊疆）、海防（下分二十七個細目，有“日本人犯圖”、廣東、福建、浙江、南直隸、山東、遼陽等沿海地區總圖、兵險考等，詳講沿海）、江防（下分江防考等五個細目，詳講江河）、四夷（下分四夷總圖等十九個細目，詳講周邊屬國）、航海（講航海所到諸國，即所謂聲教）。茅元儀認為曾公亮《武經總要》“獨載邊塞道裏之遠近，而於方輿之概，戶口兵馬之數，缺如也”，“近王將軍之談地理也，詳與沿革，旁及山川，則太矣，而於關要者仍有缺，非所以言武備也。故我誌武備而終之於度”。這部分詳細記載了明代的山川形勢、關隘要塞，道裏遠近，州府及衛所設置、兵馬駐防、督撫監司、鎮守將領、錢糧兵額等內容，尤其是收錄了鄭和航海圖，即《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蕃圖》，以及航海用《過洋牽星圖》，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武備誌》在內容和編纂方法方麵都有自己的特點：
1.廣收博采，內容豐富。
茅元儀的祖父茅坤是著名藏書家，又“究極兵家之學，其書多秘諸枕中”（顧起元《武備誌序》），為茅元儀采輯兵學資料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然而他不滿足於此，又四方搜討傳借，私訪秘圖寫本。“其所采之書二千餘種，而秘圖寫本不與焉；破先人之藏書垂萬卷，而四方之搜討傳借不與焉”。（宋獻《武備誌序》）全書囊括了當時兵學的各個方麵。
2.選材精當。
強調資料要可靠，不憑道聽途說；講實用的問題，不采稗官野史，如他在《占度載·度·序》中說：“其聲聲之不通於中華者，不敢據稗而信也；貢獻不通於大國者，不敢信耳而傳也。”緊緊圍繞武備選材，如在《戰略考》和《占度載·度》序言中規定：“非略弗錄”；“於武備稍遠者，聽之輿圖方史可矣”；名勝古跡主要供遊覽、吊古之用，與行軍作戰關係不大，“故不敢詳”等。注意選錄最新資料，全書對明代軍事記載最詳，不僅選錄了先於編者的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的治軍、練兵、作戰等方麵的言行，也選錄了與他同時代人的軍事資料，如王鳴鶴的“號令說”等。
3.編排合理，有一定的邏輯秩序。
全書五大部分，從理論到實踐井然有序，又不可分割，郎文喚在序言中以醫藥作比喻，生動地說明了它們之間的關係：“首兵訣者，如醫，之探腑髒，論脈理也。次戰略者，如醫之舉舊案，宗往法也。次陣練者，如醫之辨藥性，講泡製也。次軍資者，如醫之分寒溫，定丸散也。終占候者，如醫之考壯弱，斷死生也。”每部分的子目順序也是按照它們的內在聯係排列的，如茅元儀在交待《軍資乘》子目的排列順序時說：“三軍既聚，必先安其身，身安而後氣可養，身安而後患可防，故首以營。營具而可以戰矣，故次之戰。地有異形，時有異勢，不可徒恃其野戰，故次之以攻。可以攻人，人亦可攻我，故次之以守。五兵之用有時窮，則必濟之水火，水火之資生者大，故其為殺也亦暴，智伯曰，吾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故次之水。水待於地，火時於天，地有定而天常移，是以火之效居多，故次之火。明乎六者而思過半矣，然民以食為天，故次之餉。士以馬為命，故次之馬。於茲八者，核其詳，辨其製，是為軍資乘。”
4.評論精煉概括，既講曆史沿革，又講當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自己的看法，具有批判精神。
如在評論兵器時說：“諸藝宗於棍，棍宗於少林，少林之說莫詳於近世新都程宗猷之闡宗。”（《陣練製·練·教藝·棍·序》）又指出，弩之法不傳，程宗猷革新古弩機，創造出腰開弩，力可達三十六鈞（合當時1080斤），而力舉三百斤者便可使用。他在“挑壕而營”的上方批評說：“今禦虜者，全用挑壕法，所謂自置其身於死地也。”
5.輯錄了許多他書罕載的珍貴資料。
如一些雜家陣法陣圖，連研究陣法的專著《續武經總要》都未記載。尤其珍貴的是收錄了“鄭和航海圖”、“航海天文圖”，及明代一些少見的艦船兵器及火器等。
6.圖文並茂。
全書附圖738幅，除《兵訣評》和《戰略考》外，都有大量附圖，生動形象，便於理解說明文字，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們窺見明代兵器、車船等的形製，山川河流的概貌。
7.采用了目錄學中的參照法，對交叉重複的內容進行了說明，便於互相參照。如《軍資乘·戰·器·弩·序》指出：“其詳則見於練製中。”《占度載·度·序》指出：“若漕河，見於餉，不複再。”這樣讀者便可到《陣練製》中去查找弩的資料；到《軍資乘·餉》中去查找漕河方麵的資料。
《武備誌》彙輯了曆代的兵學成果，包含的軍事思想非常豐富，反映了各個不同時代的特點，但不能視其為輯錄者的思想，所以本文不再一一概括介紹，僅據序言和評點對茅元儀的軍事思想作一簡單介紹：呼籲加強武備，富國強兵。他認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三代之所以為有道之長也。自武備弛，而文事遂不可保”。他痛斥當世士大夫不習兵事，遇有戰事驚慌失措，束手無策，誤國誤民。提出“惟富國者能強兵”，“足餉尤先務”。主張開礦、屯田、發展經濟。重視軍隊的訓練，認為，“兵之有練，聖人之六藝也。陣而不練，則士偶之須眉耳”。戰時號令不齊，“不歸於戰而歸於練”。在國家防禦方麵，主張邊、海、江防要並重。針對西北邊疆的特殊情況提出“人自為守”的戰略方針，指出：“西北諸邊，與虜相犬牙，非隨地為堡，則子女、牛羊、儲糧、蓄芻皆虜資也。虜資糧於我，故我必清野，始可與虜戰。有堡始可以清野。虜人自為戰，故我必人自為守，始可與虜敵。有堡始可以人自為守”，對海防提出“其要在拒之於海”。又認為江防的戰略地位也非常重要，指出：“迫海而亙中區，外潰則為門戶，內訌則為腹心，故江之要與邊、海均。”對於攻與守、盛與衰、強與弱的認識，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例如，他認為我“可攻人，人亦可攻我”，“善守者，使不得攻”。能從攻與守這兩方麵認識問題。他還認識到物極必反的道理，指出：“夫極盛者，必極衰，天道然也”，“然衰極則盛，理之常也。”並用這一道理論證貢市潛伏危機的道理，勸說明廷振興武備，指出：“貢市者，體極尊，名極美，而財日浚，備日弛，丁我之盛，其衰伏焉。有所衰，必有所盛，可不畏哉”，“我不振則彼強，故張皇六師，非黷武也。”
由於茅元儀長期與清政權處於敵對陣營，加上他為抗擊後金政權、保衛明廷的著書目的，書中有許多對女真族和後金的不敬之語，所以，這部很有價值的兵書在清代遭到禁毀，清乾隆年間被列入《違礙書目》和《清代禁毀書目·禁書總目》。致使這部兵書的版本發生了較為複雜的流變。明天啟元年（1621）刻印本，由於保持了本書原貌，“多悖礙字句”，在清禁書嚴律下，流傳不廣。現在隻有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浙江省圖書館等幾個大的圖書館藏有此本，而且有的本子被清代人挖掉了一些“違礙字詞”。明天啟年間刻的版塊，後被汪允文收藏。汪允文，錢塘（今杭州）人，室號蓮溪草堂。清初，他對收藏的明刻板塊進行挖改修補後，進行了重印，因書名頁下印有“蓮溪草堂藏板”，故稱為蓮溪草堂本。此本撤掉了卷首李維楨、顧起元、張師繹、郎文喚、宋獻、傅汝舟等六人序，挖掉了茅元儀自序中的“東胡”。清廷取得政權之初，尚無暇顧及禁書，出現了一種刻印較好的據明本覆刻本，由於未著明刻者姓氏和刻書年代，往往使人誤以為明刻本。實際上若細心觀察亦不難鑒別，因為，它為避清諱對原序言進行了篡改，如茅元儀自序中的“東胡”改刻為“兵戈”；郎文喚序中的“東夷小醜”改刻為“域中小醜”；張師繹序中的“建夷匪茹”改刻為“邊陲告警”等等。並抽掉了李維楨序。正文中凡對清“違礙之語”均缺字，並刻成了墨圍，還抽去了第二百二十八卷《四夷》中《女直考》的內容。日本寬文4年，即清康熙三年（1664），日本須原屋茂兵衛據明刻本覆刻。此本增刻有日文假名訓點，序和正文未作任何刪改，從內容上保留了明本原貌。清至道光時已開書禁，此書得以公開印行。這時的公開印本是木活字本。書前增收了“明史節錄”和“茅待詔小傳”。此本係據清初刻本排印，卷首刪去了李維楨等六人序，“自序”中的“東胡”改排為“幹戈”，書中對清“違礙之語”加墨圍代替，《女直考》亦被刪掉。清末，為了適應社會的需要，湖南以日本刻本為底本覆刻，另外，還有抄本行世。現存各種版本以明天啟元年刻本為最善。
《武備誌》是中國古代部頭最大、類似軍事百科性的兵書。它以豐富的內容、比較科學的編纂方法、珍貴的史料，贏得了後人的讚譽，受到社會的重視。在遭到禁毀的情況下，幾經翻刻，廣為流傳，說明它影響深遠。在國外，日本不僅於寬文年間據明刻本翻刻，而且於1974年以和文出版發行。它在中國乃至世界軍事史和軍事學術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對於研究軍事史、經濟史、交通史、海外關係史、科技史、曆史地理等均有很大的參考價值。當然，本書也不是十全十美，無懈可擊，在對有的兵書評論時，未有深究，承襲了以往錯誤的說法，如他評論《三略》說：“本太公所作，黃石公嚐推演之授子房。”又如因襲《續武經總要》、《武編》等明代兵書對宋代兵書《虎鈐經》的記載，將其作者許洞記為元代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