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治兵語錄》編輯於1911年。這年春天，經同盟會員李根源、羅佩金向雲貴總督李經羲推薦，蔡鍔赴雲南擔任新軍訓練工作。他初到時未受到重用，便住在教練處，整天手不釋卷，輯錄曾國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論，附以按語，編成《曾胡治兵語錄》。六月，李經羲任命蔡鍔為雲南新軍第19鎮37協統領。鎮統鍾麟同委托蔡鍔編“精神講話”教材，遂將《曾胡治兵語錄》以代“精神講話”，印發新軍官兵。
《曾胡治兵語錄》書前有自序和梁啟超1917年作的序，全書共十二章：第一章《將材》；第二章《用人》；第三章《尚誌》；第四章《誠實》；第五章《勇毅》；第六章《嚴明》；第七章《公明》；第八章《仁愛》；第九章《勤勞》；第十章《和輯》；第十一章《兵機》；第十二章《戰守》。前十章主要講治軍，後兩章講作戰。每章先選曾、胡有關言論若幹條，然後加上按語，或對本章概括歸納，或對曾、胡言論加以評述，或借題發揮，闡述自己的軍事思想，提出對時局和作戰問題的看法。如第十二章《戰守》之按語：“右揭戰守之法，意括而言賅，曰攻戰，曰守戰，曰遭遇戰，曰局地戰，以及邊防之策，攻城之術，無不獨具卓識，得其要訣。雖以近世戰術之日新月異，而大旨亦不外是。其論夜間宿營，雖僅一宿，亦須深溝高壘，為堅不可拔之計，則防禦之緊嚴，立意之穩健，尤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按鹹同時，戰爭兩方，多為不規則之混戰，來去飆倏，不可端倪，故紮營務求堅固以防侵襲。）曾胡論兵，極重主客之見，隻知守則為主之利，不知守反為客之害，蓋因其時所對之敵，並非節製之師，精練之卒，且其人數常備於我，其兵器未如今之發達，又無騎炮兩兵之編製，耳目不靈，攻擊力複甚薄弱，故每拘泥於地形地物，攻擊精神，未由奮興，故戰術偏重於攻勢防禦，蓋亦因時製宜之法。近自普法日俄兩大戰役以後，環球之耳目一新，攻擊之利，昭然若揭，各國兵學家，舉凡戰略戰術，皆極端的主張攻擊，苟非兵力較弱，或地勢敵情，有特別之關係，無複有以防守為計者矣。然戰略戰術，須因時以製宜，審勢以求當，未可稍事拘滯，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於人，勢將如跛者之競走，鮮不蹶矣。兵略之取攻勢，固也，必須兵力雄厚，士馬精練，軍資（軍需器械）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勝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貿然以取攻勢，是曾公所謂徒先發而不能製人者也。普法戰役，法人國境之師，動員頗為迅速，而以兵力未能悉集，軍資亦虞缺乏，遂致著著落後，陷於防守之地位。日俄之役，俄軍以交通線僅恃一單軌鐵道，運輸不繼，遂屢為優勢之日軍所製，雖迭經試取攻勢，終歸無效。以吾國軍隊現勢論，其數則有二十餘鎮之多，然續備後備之製，尚未實行，每鎮臨戰，至多不過得戰兵五千，須有兵力三鎮以上，方足與他一鎮之兵相抗衡，且一有傷亡，無從補充，是兵力一層，決難如鄰邦之雄厚也。今日吾國軍隊，能否說到精練二字，此稍知軍事者，自能辨之。他日與強鄰一相角逐，能否效一割之用，似又難作僥幸萬一之想。至於軍資交通兩端，更瞠乎人後。如此，而曰吾將取戰略戰術上最有利益之攻勢，烏可得耶？鄙意我國數年之內，若與他幫以兵戎相見，與其為孤注一擲之舉，不如采用波亞戰術，據險以守，節節為防，以全軍而老敵師為主，俟其深入無繼，乃一舉而殲滅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侖於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鑒也。”上述深刻入理的分析，嚴密的論證，與其說是一篇序言，不如說是一篇精彩的軍事論文。
1924年蔣介石任黃埔軍校校長期間，增補第十三章《治心》，並作序言，名曰《增補曾胡治兵語錄》，印發黃埔軍校“人各一編”。然蔣補《治心》一章，實為儒家修身養性之道，且冗雜離治兵甚遠，大不如蔡鍔所選精練。
曾、胡軍事思想是在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戰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既有反動成分，亦有虛偽之言。但他們同是書生從戎，“儒將”治軍，熟悉曆史和兵法理論，注意吸收古代優秀軍事思想並運用於實踐，所以其中不乏有借鑒價值的觀點。在治兵方麵，主張恩威相濟，“帶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既強調仁愛士卒和民眾，“吾輩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擾民而壞品行”，“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又強調令行禁止，賞罰嚴明，用兵“先明賞罰”，“號令未出，不準勇者獨進；號令既出，不準怯者獨止”。重視將帥的選拔和修養，認為，“兵易募而將難求；求勇敢之將易，而求廉正之將難”，“求將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略”。尤其重視智略，認為“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將才不外智勇二字”，“智多勇少，實力難言；勇多智少，大事難成”。重視人的作用，認為“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反對對人求全責備，主張用人所長，“用人不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術，尤在用人者運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顯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已”。對將帥主張以誠相待，“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強調練兵要嚴格，以“養其精神，煉其體魄，嫻其技術”。認為“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必以苦其心誌，勞其筋骨為典法”，“久逸則終無用處”。在戰略戰術方麵，其主要思想是“慎”和“穩”。主張寧可幾個月不開一仗，也不可打無計劃安排無準備的仗。強調行軍以“穩”字為先。反對輕易踏險，輕用奇謀。強調“以靜待動，先謀後戰，穩紮穩打”。認為“交戰宜持重，進兵宜迅速，穩紮猛打，合力合枝，足以括用兵之要”。主張後發製人，反對不能製人的“先發”，但是不是一概反對先發製人，主張把兩者結合起來，“先發”、“後發”要看具體情況如何來定，認為“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隨物變化，誠為用兵之至要”。
曾、胡是近代史上的反動人物，其言論中存有糟粕是必然之事；蔡鍔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稱太平天國為“粵寇”，對曾、胡大加讚美，這是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既應該批判，又應該曲諒。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蔡鍔在本書序言中，將曾、胡譽之為“中興名臣中錚皎者”，“懿行嘉言，皆足為我師資”。要人們“細加演繹，身體力行”，然而窺其本意，並非完全出於為曾、胡立言的動機，主要是有感於民族危機的嚴重，希望借此能對新軍的訓練有所“挽回補救”。
《曾胡治兵語錄》問世後流傳甚廣。1917年於上海公開印行，梁啟超親為作序。1919年李根源於廣州重印。1924年蔣介石增補後再版。1943年八路軍軍政雜誌社編輯《中國軍事思想叢書》，將《增補曾胡治兵語錄白話句解》收入出版。現在流行的主要版本有1917年鉛印本、1922年鉛印本、1937年馮治安鉛印本、1941年中興書店《古代兵經》本等數十個版本。《乾坤大略》
明末清初人王餘佑撰。王餘佑，字介祺，自號五公山人，卒後其學生私諡文節先生，《自序》稱己為獻縣（今河北獻縣）人，一說為直隸新城（今河北新城縣）人（《中國人名大辭典》）。早年受業於孫奇逢（明萬曆進士），學習兵法，並隨其征戰。明朝滅亡，又從奇逢講性命之學，隱居五公山聚眾授徒，五公山人即由此而來。他雖隱居山野，“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爛草擲此生平，雖巢棲薇茹，時一室叫跳，輒覺須眉如刀槊。故獨慕陳同甫之好談霸王大略。”“複熟覽天下之大勢，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敗之機……然後標為十目，各成一卷，摭以古事，定以今評。”（《乾坤大略總序》）撰成《乾坤大略》。此外還著有《八陣圖》、《萬勝車圖說》、《兵民經略圖》等。
《乾坤大略·跋》指出：“此非談兵也，談略也。兵則千百端而不盡，略則三數端而已明矣。”“至於選將、練兵、安營、布陣、器械、旗鼓、間諜、向導、地利、賞罰、號令種種諸法，如人之耳目口體一物不可少者，則各有專書，不在此列矣。”意思是本書不含軍事上的具體問題，而隻講扭轉乾坤的用兵方略，即“乾坤大略”。因本書按類彙輯曆代戰爭戰例，以為用兵的借鑒，所以，山西育才館民國9年（1920）鉛印本又題《兵鑒》。
《乾坤大略》十卷，補遺一卷。卷目如下：
卷一：兵起先知所向；
卷二：兵進必有奇道；
卷三：初起之兵遇敵以決戰為上；
卷四：決戰之道在於出奇設伏；
卷五：乘勝略地莫過於招降；
卷六：攻取必於要害；
卷七：據守必審形勝；
卷八：立國在有規模；
卷九：兵聚必資屯田；
卷十：克敵在勿欲速；
補遺：佐勝之著，編中未錄者，偶記於此。
《乾坤大略》是一部輯評曆代用兵得失的兵書。“十卷挨次而進，各有深意”。觀其內容，各卷之間互相聯貫，自成體係。其體例與他書有所不同，全書之前有“總序”，每卷之前都有“自序”。去掉這些序文，便成為一部純粹的軍事類書。每卷圍繞某個主題，輯錄了較為豐富的曆史上的軍戰史資料，如卷一《兵起先知所向》就輯錄了紀信假扮劉邦詐降誑楚，大勝項羽等二十餘條曆代用兵故事。“自序”著重是對某個軍事問題的評述，集中反映了作者的軍事思想。下麵按照原書的順序對其軍事思想作一簡述。
兵起之先，強調要審敵強弱，選準正確的進攻方向，確定正確的戰略部署。他認為，戰爭往往在瞬間決定勝敗；優柔寡斷，進攻方向不明，注定要失敗。明確進攻方向以後，一要“進取”、“疾速”，“兵貴進取，貴疾速。進取則勢張，疾速則機得。”二要避實擊虛，“敵弱或可直衝其腹；敵強斷宜旁剪其支”，“乘勢而趨利。”這樣，就能使敵驚駭萬狀，而我則軍威大振。
兵進之時，強調奇正之變，主張以奇道取勝。他認為，作戰“不得奇道以佐之則不能取勝”，“一陣有一陣之奇道，一國有一國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即有時正可為奇，奇亦可為正”，“夫兵進而不識奇道者，愚主也，黯將也。”
重視初戰，主張要盡全力爭取初戰勝利。他認為，初起之兵“不得已而與敵遇，非戰無以卻之。蓋兵即深入，則敵必並力傾國以圖蹂蕩我，恐我聲勢之成，此而不猛戰疾鬥，一為所乘，魚散鳥驚，無可救矣。誠能出其不意，一戰以挫其銳，則敵眾喪膽，我軍氣倍，誌定威立，而後可攻取以圖敵”。
作戰之時，強調出奇設伏。他指出，戰爭的情況很複雜，古有百戰之說（如《孫子》的“百戰不殆”，宋代的《百戰奇法》等），其實遠不止百戰。但無論何種戰爭，要取得勝利，就必須善於出奇設伏。所謂善於出奇設伏，就是能“用眾以覆眾，因弱而為強”。
乘勝略地，主張用招降之法。一場戰爭取得勝利，便成“破竹之勢”，乘勝略地，擴張戰果，無需繼續用兵，“不煩兵也”，而以安撫招降為上。但招降之法，必須在軍事上取得勝利，對敵造成強大威勢的情況下才能使用。因為，“勝則人懾吾威，而庇吾勢，利害迫於前，禍福怵其心，故說易行而從者順；若在我無可恃之形，而徒以虛言嬲眾，是猶夢者之墮井，無怪乎疾呼而人不聞也”。
進攻戰，強調要首先攻取要害之地，掃清進退障礙。他認為，“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則進退不能如意，而形相製，勢相禁”。敵若憑險反擊，“霍然如探喉骨而拔胸塊也”，必置我於死地。他並總結曆史教訓說，“古恒有軍既全勝，而一城扼險，製吾首尾，幾覆大業者”，進一步強調攻取要害之地的重要性。
防禦戰，強調要固守住對戰爭勝負有決定意義的戰略目標。他指出：“能取非難，取而能守之為難；汛守非難，守而能得其要之為難。昔項羽委敖倉而不守，棄關中而不居，而卒使漢資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較著者也。他如陳稀之不知據邯鄲而阻漳水，董卓之不知依舊京而守洛陽，自古及今坐此患者，不可勝數，而獨南宋君臣守江失策尤為可笑。”
在國防後備建設方麵，一是強調立國要有正確的方略和宏大的規模，改革舊製，創立新法，“朝廷之上置中書以總機務，疆場之外，建專閫以總征伐；經理度支，撫馭軍民，適寬嚴之宜，得緩急之序；崇大體，立宏綱，破因循之舊格，布簡快之新條，使人人輯誌，處處向風”。二是主張屯田，減輕民眾負擔，解決軍隊糧餉。他認為“百萬之眾，無食不可一日支”。如李密以霸王之才徒以用粟不節，卒致米盡人散；而劉邦卻以能食敖倉之粟，得以亡楚興漢。“屯田一著，所謂以人力而補天工也”。
本書在最後一卷，論述了用兵全勝之術，主張在有充分準備的前提下，待機而動；反對死打硬拚，魯莽從事。他以與虎搏鬥作比喻，指出，鬥虎“當設網羅，掘陷阱，圍繞其出路旁，睨而伺之，久將自困，若奮不顧身，徑進而與之鬥，鮮不傷人矣”。鬥敵與鬥虎理同，“故欲克敵者，強其勢，厚其力，謹其製，利其器，然後堂堂陣，正正旗，聲罪致討，而施戎索，乃全勝之術也”。
《乾坤大略》初以抄本行世。辰州秦聚奎在為本書寫的序中說：他在任職肅水時看到的抄本，往往事不歸類，躊駁頗多。他於清鹹豐四年（1854年）任職饒川時，王餘佑之裔孫王懋亭茂才來饒，攜其先人藏書數種，內有此書原本，因重校一遍，始知篇中錯雜重複之處，為後人所竄入，而原書本來是融會貫通的。當時籌防吃緊，到處戒嚴，韜鈐攻守之術，尤為救時良劑。於是，他據原本重錄一份，與舊本相校，將後人竄入的十三條，刪其重複，另記於後，以資參覽。這就是所謂的秦校本。本書被收入《畿輔叢書》、《叢書集成初編》。寶興堂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翻刻、山西育才館於民國九年（1920）翻印。這些不同的版本，或以秦校本為底本，將竄入的十三條附於書後，如山西育才館鉛印本；或以舊抄本為底本，但在後人竄入的內容後麵一一注明“秦校原本無此條”，如《畿輔叢書》本即如此。《海國圖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