驗收新造船隻有兩種弊端需要革除：其一是器物不全，即新造船隻的器物已有短缺損壞；其二是查板片，即新造船隻常因板片缺少而使新船在不到維修年限就發生破碎沉水。這兩弊端不革除，會在使用中發生重大危險，戰船尤其如此。
5.革除看守的弊端
看守船隻的人也常有兩種弊端：其一是玩偈（kài，荒廢）職守，即看守人偷安嗜利，不按時巡查；其二是使用老弱之人看守船隻。這兩種弊端不除，看守形同虛設，船隻安全便受到威脅。
卷八文獻誌
本卷主要以戰船史和水戰史為線索，追述曆代所創各型戰船的形製構造、用途、造船技術之優劣，以及有關的經驗教訓；又從曆代的水戰簡史，論述戰船在水戰中的作用及其得失。這些內容在古代兵書中是所見不全的。
李昭祥在“創製”中指出：有關造船的曆史記載，當從《周易·係辭八下》開始。《係辭》稱“黃帝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以利天下”。周文王在“渭水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其意是說在船與河岸架跳板，船上的人就可以上岸，岸上的人就可以上船了，造船為梁與在河岸上架橋的作用是相同的。
《左傳》記載：襄公二十四年（周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這是最早明確記載以舟師進行征伐的水戰。
《武經總要》記載：“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楫之具，為之鉤拒，退則鉤之，進則拒之。”這段話引自《墨子·魯問第四十九》。當時吳楚兩國同位於長江沿岸，吳國在下遊，楚國在上遊。如果在水戰中，吳國舟師戰敗後想沿江水順流快速而退，楚國舟師便用長鉤將其鉤住，阻止其後退，並將其擄獲或鉤沉，是謂“退則鉤之”（原文為“退者鉤之”）。如果吳國舟師溯江而上，進攻得勢並乘勢追擊時，楚國舟師便用長拒，拒擋進逼的吳軍戰船，是謂“進則拒之”（原文為“進者拒之”）。
《左傳》記載：昭公十七年（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吳伐楚，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是見於記載最早的船名，又寫作“餘皇”）。船體高大，裝飾華麗，相當於後世海軍艦隊的旗艦。吳公子光認為先王之舟不可失，便令人偽裝楚軍，乘夜襲擊楚營，將奪回。
《越絕書》記載：越以“大翼（廣一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小翼（長九丈、寬一丈二尺，容戰士八十人）、中翼（長九丈六尺、寬一丈三尺五寸，容戰士八十六人）為戰船”。
戈船，“《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幹戈也。”（張晏解釋說：越國的戰船為避免水中蛟龍之害，故在船下安戈，所以有戈船之名。）
樓船，“漢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在立秋以後進行教育訓練，樓船士則在船上練習水戰。（樓船在春秋時的越國已見使用，到漢高祖時已相當成熟。）
露橈，是一種把長長的木槳從舷側孔穴中伸出，插入水中劃船航進的戰船。這種戰船在戰國時已經出現。《後漢書·岑彭傳》稱：建武九年（33），岑彭以樓船、露橈等數千艘戰船，燒毀了公孫述用竹木所架的枋單（即浮橋），將其平定。
蒙衝，“《釋名·釋船》曰，上下重版曰艦，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也。”三國時東吳將領黃蓋詐降曹操時，以蒙衝載薪草膏油，將曹軍戰船燒毀，曹軍大敗。
連舫，《晉書·王傳》記載：晉武帝司馬命王建造大型戰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
五牙船，《隋書·楊素傳》記載：隋將楊素在永安（今四川奉節）造“五牙船”，“起樓五層，高五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杆，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日黃龍，置五百人，餘平乘、舴艋等”，載人各不相同。
戰艦，《資治通鑒·唐紀五》記載，武德四年（621），唐將“李孝恭及李靖率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擊蕭銑”。
車輪船，《舊唐書·李皋傳》記載：唐德宗時（780～805），山東道節度使、襄州刺史李皋造車輪船，“挾二輪蹈之，翔風鼓浪，疾若掛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這是記載最早的車輪船。至宋代，車輪船有了很大的發展。
唐宋時期的戰船，在《武經總要》、《籌海圖編》、《武備誌》等兵書中多有記載，明代前期的戰船已在《南船紀》中解讀。
1.經濟實用的理論
李昭祥認為，一件上貢的器物，本身的價值並不高，但每年的運輸費、修造船隻費、包裝費、搬運費、船工費的耗費卻很多，以致一件器物運到京師後，其費用往往相當於它本身價值的數倍。因此，他建議在京師設局製造，這樣就能做到上供不缺而又能節約民力、財力。
2.嚴格的治廠理論
李昭祥有關治理軍用船廠的理論，是治軍理論用於治船廠的典範。其一是船廠的領導人當與軍隊的將帥一樣要嚴於律己，身先匠作，才能達到律己正人的目的，其二是船廠各級官吏、辦事人員和工匠頭的選拔，要像軍隊選拔各級武官一樣，惟才智兼備的人才能任用，其三是招募技能和工藝高超的人，充任適合造船需要的工匠，其四是船廠必須要有嚴明的紀律，獎勤罰懶，嚴懲違紀犯法的人，其五是要善待工匠，不得克扣工匠的工食費，給予多勞的工匠以應有的補貼，不得巧立名目對工匠進行敲詐勒索等。
3.提出戰船與巡船並舉的造船、用船主張
李昭祥認為：建造軍用船隻要堅持戰船與巡船並舉的方針，“有警用戰（船），無事用巡（船），二船不可缺一”。水軍操練時進退卷舒都要按軍律進行。否則敵人“乘間設奇，變起倉卒”時，就來不及應對。水軍操練也要戰巡結合，不要泥古守舊，而要使“兵知將意，將識士情”，當敵人來犯時，便能“因勢趨便”，取得勝利。所以水軍訓練也應堅持戰巡合一，“操練以觀其進退之常，巡邏以習其應變之略，奇正並用，緩急從宜，則船不虛設而臨事為有備矣”。
4.建造快速適用的戰船
李昭祥認為，建造戰船要注意航速，快航性是戰船的重要性能，戰船不論大小，以快航最為重要。九江式哨船和安慶式哨船雖小，但“江船之最疾者莫如九江、安慶”。
5.以史為鑒創造新式戰船
李昭祥在《龍江船廠誌·文獻誌》中，對明初以前有關戰船建造與水戰之事，作了概要的論述。其內容上自《周易·係辭八下》關於上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的追記，下迄洪武四年（1371）明將廖永忠建戰船300艘，溯江而上進攻四川夏政權的戰事，前後將近3500年。其中提到的著名戰船與戰具有上百種，所記載的著名水戰有數十次，從中可以看出明代主要戰船演變的軌跡，以及主要水戰的規模與戰術、技術運用的水平，並以此為借鑒，創造適應新時期需要的各種戰船，以達到改善國家武備之目的。
《龍江船廠誌》不但在當時加強了船廠的管理，規範了各項規章製度，而且對後世的戰船建造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它是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極為少見的工廠管理和造船技術典籍，同《南船紀》一樣是一部重要的曆史文獻，兩者堪稱戰船建造史上並開的奇葩。
2.書中包含了明代的度量衡、木材丈量法、木材的選用和施工的經驗。
3.是鑒定為鄭和下西洋建造寶船船廠遺址所在的不可多得的曆史文獻。它同前文所說南京下關三汊河中保村“上四塢”、“下四塢”八個船塢遺址的發現，以及長11.07米的大舵杆、長4.75米絞關木殘件、海船所用的水羅盤之注水壺、船材、船板等遺存的出土和發現，雄辯地證明了寶船廠遺址的確切所在，從而使數百年“寶船廠廠址所在”的不解之謎，獲得了破解的信息。由此可見，《龍江船廠誌》具有彌足珍貴的曆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