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農業生產
中國古代，“兵之所屯，食為最急”，軍事農業布局是整個軍事生產布局的基礎。西漢時，中國農業有了很大發展，初步形成廠山東、山西、江南、龍門碣石四大農業經濟區。這些區域糧食產量的增加，無疑對漢王朝軍隊的糧食供給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從軍事經濟的角度來看，漢代更具有國防意義的，是在北方邊境地區的軍事屯田。就是說，漢代的具有實質性意義的軍事農業生產布局的重心，是在北方邊陲，而不是在農業經濟發達的內地。
漢王朝之所以在土地貧瘠、氣候惡劣的北部邊疆布局軍事農業生產，最根本的原因是戍邊數十萬將士的糧食無法及時、安全得到保障。西漢王朝建立之時，主要的軍事壓力來自北方的匈奴。與匈奴軍隊作戰中，經常因糧食不繼而打敗仗。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漢軍在乎城被匈奴圍困，後來漢、匈結盟，漢軍才得突圍。漢景帝時，匈奴不斷南下侵犯。於是晁錯指出，“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提出應“守邊備塞，勸農立本”，變秦代的“徙謫實邊”為“徙民實邊”。這一建議實際上是要漢王朝在北部邊疆進行軍事性農業生產部署，戍卒為常住戶，再動員內地的各類人員去邊疆，由政府提供種子、農具、耕牛、房屋、選擇荒地，開墾經營，通過農業開發，解決戍邊將士的糧食保障。晁錯的建議為統治者接受，並將“徙民實邊”逐步發展為軍事屯田。
漢王朝將軍事農業生產布局的重心放在北部邊疆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克服財政危機。漢代自漢高祖劉邦開始，就派兵遣將拒胡安塞。守塞由內地部隊輪流值守，一年一換。長途軍事運輸規模浩大。宣帝時，派趙充國征西羌，將士馬牛食用穀計月十九萬力：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稿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武帝時，動員兵力六萬進攻隻有三十萬人的小國大宛，就組織了一支“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的龐大運輸隊。龐大的軍晶運輸量造成軍事運輸費用甚重，史有“千裏負擔饋餉，率十餘鍾致一石”之說。有“自叛羌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停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的記載。巨大的軍事運輸費用，造成軍費激增，並由此引發財政危機。晁錯將千裏轉輸，勞民傷財，稱之為“大患”；將徙民實邊，屯種安邊，稱之為“大惠”，曰：“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可見，將軍事農業生產布局的重心放在北部邊陲，是漢王朝最高當局節省軍費開支，避免財政危機而采取的一個軍事經濟戰略措施。
漢王朝在北部邊陲軍事屯田的具體布局，並非遍地開花，而是在地理上有慎重的考慮。基本原則如晁錯所說的“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西域最早的屯田據點輪台、渠黎、都在大道上。河西的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也是建在要害之處，通川之道。朔方、五原等，莫不如此。說明北部邊陲的軍事屯田布局，決策者充分考慮了軍事生產的安全、時效。
軍事牧業生產
先秦時期，畜牧業在軍事方麵的作用已得到確認。《周禮·夏官》將作戰用的軍馬稱之為“戎馬”，將驛運用的馬稱之為“道馬”。漢代，馬在軍事上的地位和作用得到進一步鞏固。當時，人們認識到馬的作用有三：一是用於戰場廝殺，騎兵、車兵都少不了它：二是馬的速度在所有大型牲口中最快，時人有“行天者莫如龍，行地得莫如馬”的說法，馬在長途軍事運輸中作用很大。三是“農夫以馬耕載”，屯田還少不了它，居延漢簡中有“延壽乃太初三年中父以負馬田牛轅犁耕作的圖象”。正是因為如此，時人有“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的論述，統治者十分重視軍事性畜牧業，並對此作了較為合理的布局。
漢代的畜牧業有官牧、民牧之分，軍事畜牧業屬於官牧。然而官牧又有國家畜牧業與皇家畜牧業兩個係統，因而在生產布局上有所差異。漢代家馬令明確規定，皇家畜牧業所養的馬匹“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所需。”為了保障皇家用馬，皇室畜牧業生產主要布局在國都周圍。如當時著名的“天子六廄”，就分布在國都長安周圍。皇家馬廄生產的馬，主要供皇帝大祀、出行等正式場所使用。但是，如果發生戰爭等重大事件，皇家馬廄生產的馬匹也責無旁貸為軍隊所用。所以，皇家畜牧業實際上具有軍事畜牧業的性質，而且隨著戰爭的需要而興衰。如西漢初年，“天子六廄”飼養的馬各有萬匹，武帝時，“天子為伐胡，盛養馬”，皇家畜牧業迅速發展到數十萬匹。由於短時間內長安馬匹數量劇增，朝廷不得不從鄰近郡縣抽調人手，以補充長安飼養者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