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畜牧業飼養的馬匹主要供軍隊所需，而且主要為防禦和討伐匈奴所用，因而漢代的國家畜牧業的基地，設置在長城沿線和隴西地區。其地理範圍是碣石（今河北昌黎縣）、龍門（今陝西省韓城縣與陝西省河津縣之間）北，西南斜向河西六郡，再西北折向河西走廊至敦煌，包括今河北、山西和陝西的北部，以及甘肅、寧夏的部分地區。文獻記載：“龍門、碣石多馬牛羊”。尤其是河西六郡（即天水、隴西、安定、北地、河西、上郡）田地遼闊、水草豐美，毗鄰以畜牧業為業的匈奴等遊牧民族，有發展畜牧業的極好條件，有“畜牧為天下饒”之稱。再加上這些地區又屬守邊之地，大規模軍事畜牧業的建設，可以及時、安全地為軍隊提供大量的軍馬。所以，漢王朝把這些地區作為軍事畜牧業的生產基地。西漢初，朝廷在西、北邊郡設立的三十六所國家牧馬場，這些馬場直屬中央太仆職掌，分屬六位牧師苑令具體負責。為使馬政得以進一步發展，中央還常派遣侍從郎官到各地監護，稱護苑使者。漢武帝時，中央設水衡都尉，分管一部分皇室財政，“天子六廄”劃歸水衡都尉管轄，而讓太仆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全國軍馬的發展上。
漢武帝末年，隨著國策的調整，對匈奴作戰基本停止，邊地軍事畜牧業的規模也隨之縮減，布局有所變化。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裁省六廄官。王莽末年至東漢初的戰亂使國家畜牧業再度蕭條，光武帝為了恢複發展經濟，減少財政開支，罷省六牧師。安帝以後，軍事牧業生產布局有所調整，即國家畜牧業由北部邊陲向南部推移。但是，隨著豪族的崛起，中央集權的削弱，再加上羌族武裝的東進，致使東漢軍事畜牧業南方基地喪失。靈帝時出現軍馬匱乏、朝廷被迫以禦馬“悉出給軍”的窘境。
軍事手工業生產
由於漢代封建王朝麵臨的主要軍事威脅來自西北邊境的匈奴，因而軍事手工業生產布局主要是考慮它的安全和效益。西漢時的國都長安距北部和西北部邊境的距離約550公裏，東漢的國都洛陽距北部和西北部邊境的距離約700公裏。從安全的角度出發，軍事手工業生產的布局是以國都為中心，由北向南向各個大都會擴散。史載，西漢時少府在國都周圍設有製造兵器的場所，由少府所屬的若盧令、丞主製庫兵，考工室主作器械。太仆手下的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轉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綬諸雜工。”
由於國家的統一和開關梁、馳山澤之禁“，通過”富商大賈周流天下“的運輸和溝通，使得”交易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加強丁國內商品經濟的流通和融合，社會消費突破了地域的限製，形成了跨地區性的商業都會。漢都長安、洛陽”四方輻湊，並至而會。上黨、邯鄲、成都、會稽、臨淄等數十個城市，都成為當時著名的商業都會，這些商業都會不僅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是連接各地方經濟的紐帶和橋梁，而且成為軍事手工業生產基地。史載，在國都以南的各諸侯國和郡縣，大多有官營手工業場所，生產包括兵器、舟車之類的武器裝備。從國家安全出發，許多官營手工業生產的產品，尤其是兵器，隻供官府、軍隊所需，《鹽鐵論·水旱》記載：縣官鼓鑄鐵器，大底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武帝時，長安賈人賣兵器給匈奴降人而觸犯法律被處以死刑。
漢代軍事手工業生產布局的另一個特點是具有原料產地的選擇指向。軍事手工業產品種類繁多，從兵器消耗的原材料看，鐵原料無疑處於各種原材料的首位，由於鐵礦分布的自然限製，許多地方不產鐵，因而統治者在不影響國家安全戰略的前提下，為了降低生產成本，盡量把兵器生產點設置在產鐵的地區。據《漢書·地理誌》記載，漢代產鐵地域大為擴大，國家在產鐵地區設置了49處鐵官，其中今山東12處，河南、扛蘇各7處，陝西、山西、河北各5處，四川3處，安徽、湖南、湖北、遼寧、甘肅各1處。朝廷在有鐵官的地方，還設置了工官，主造兵器、舟車等器物。如宛縣（今河南南陽市）既是當時的冶鐵中心，又是重要的兵器生產基地。漢朝在此地設置了工官、鐵官。考古已發現宛縣城中有多達12萬平方米的冶鐵遺址。在已發掘的30叩平方米中，有煉鐵爐17座，產品有矛頭、鐵刀、馬銜等，就是說，西漢的軍事手工業生產主要布局在太行山以東的廣大地區。東漢時，冶鐵地點擴大到100多處，新增的冶鐵地點多為河南、江浙等地，說明東漢的軍事手工業生產布局已進一步向南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