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時期的軍事生產管理機構
清入關之前，軍事生產管理機構不健全。軍事生產以部落組織為基礎，一般女真人“出則為兵，入則為民”，平時耕獵，戰時出征，其首領即是政治長官，又是軍事統帥和生產組織者。由於軍事生產力薄弱，軍事後勤保障不力而影響戰爭的事情時有發生，清軍“進守無兵，駐守無糧，旋得旋失”的弱點日益暴露出來。為解決長期以來“餉絀兵單”，順治將後金官製與明朝官製結合起來，健全和發展了努爾哈赤始建的“議政王大臣會議”製度，由最高統治者與八旗大臣共議國政。他們定期開會，“協議國事，軍國大事均於此決之”，使清朝有了軍事生產的最高議行和決策機關。清入關之後，在大清軍事財政體製尚未完善之前，議政王大臣會議在軍政大計，包括軍事生產決策方麵仍然起著重要作用，史載：“凡軍國重務不由閣臣票發者，皆交議政王大臣會議。每朝期，坐中左門外會議，如坐朝儀”。有關軍事生產、軍品儲備、軍事運輸、軍品分配等方麵的重大問題，往往由他們商議後做出決策。天聰五年（公元1631年），順治皇帝根據明王朝的官製體係，在中央建立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根據《大清會典》、《會典事例》、《六部則例》，各類軍事生產分別由戶部、兵部、工部管理。
武器裝備的生產，主要由工部負責。工部下轄的虞衡清吏司，職掌兵器製造。虞衡清吏司下設硝黃庫、炮子庫、槍子庫、分掌槍炮彈藥的製造和貯存事宜。順治初年還設立了管理兵器製造的機構“鞍樓”。順治十一年，改為兵仗局。十八年又改為“武備院”。火藥製造由工部所設濯靈廠統管。火器由兵部定式，交工部安排製造。康熙朝火炮、艦船的製新修舊等，由工部和兵部分別職掌，工部負責兵器的製造核銷，兵部負責兵器的經發核查，即所謂“造作軍器，職隸工部，而給發則兵部掌之”。為了加強對火器生產的壟斷和有力控製。中央政權實行集中管理。如朝廷在北京設立了三個製造槍炮的廠局，除火炮廠都由皇帝親指派官員督造外，其它兩個廠局歸工部管轄。此外，工部還設有屯田司專門管理屯田事宜。
戶部是國家最高財政機關，“掌天子之地政其版籍，以讚。上養萬民，凡賦稅征課之則，俸餉頒給之製，倉庫出納之數，穿陸轉運之宜，百司可達於部。”戶部“掌軍國支計，以足用”，全麵負責軍資的估撥、支出、奏銷、稽查。皇帝對軍事生產十分重視，很多有關軍事生產方麵的重大問題，指令戶部與兵部、工部合議。皇帝有時還間委軍機大臣管理戶部。戶部在軍事生產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不僅直接管理運輸、倉儲等業務，幾乎所有的軍事生產費用由他預算、總成、支出、奏銷。軍事生產所需的主要物料大多出自戶部。如下設寶泉局三庫，即銀庫、緞匹庫和顏料庫，它們既是分掌管銀、綢緞布匹及顏料等錢物的出納，又是中央銀錢出納和各省起解物料和綢緞布匹的總庫。許多軍事所用之錢物，皆出於三庫。另外，還建有具有軍事性質的京通十三倉。凡各省運京之漕糧，按種類或支入用途分存各倉。白糧專供內府王公官員等食用，一般糧供發放八旗官兵俸米與養馬飼料。
兵部在軍事生產的運籌、管理方麵也有一定作用。如兵部設有武選清吏司、車駕清吏司、職方清吏司、武庫清吏司。他們也是專門管理軍資的機構，如車駕清吏司掌“驛傳郵符，中外馬政”，管理八旗、綠營的馬匹定額和牧放，在各邊防之地設馬廠、駝廠以畜養備用，並管理驛站人夫、車馬、船隻和經費，並設有馬政科負責購買軍馬；職方清吏司設有督漕科，管理漕運；武庫清吏司設有俸糧科、營科，分別管理兵糧和軍營建造。兵部還設有武庫司管理兵器和兵籍。
晚清時期的軍事生產
晚清時期的軍事生產布局
1.軍事農業生產布局的調整
晚清時期的軍事生產布局，是在中國失去完整主權，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曆史條件下形成的，是外力強行打入中國的產物，具有明顯的資本主義侵略的痕跡。晚清時期的軍事農業生產布局，盡管主要的是本國封建社會生產力內在質變的結果，但這種軍事農業生產布局的形成，主要不再是以防範周邊異族軍隊的入侵為目的，而更多的是考慮對付世界各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麵對資本主義列強不斷在北部和西北部邊疆的蠶食，在內地軍事屯田日益衰落的情況下，清政府不得不有軍事選擇性的在邊境屯田，如1874年，左宗棠兵進新疆，大力推行軍屯，以供兵餉。與此同時，組織邊民大興民屯，建立守邊軍事農業生產基地。
長期以來，清政府對邊疆地區實行封禁政策，禁止商民到邊疆地區進行貿易和開墾，尤其是禁止移民東北。隨著邊境形勢的日益惡化，清政府不得不調整政策，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放邊禁，移民實邊、移民開墾。鹹豐十年（1860年），沙俄侵占黑龍江以北、烏蘇裏江以東領土以後，清政府解除東北移民的禁令，鼓勵內地移民東北。1902年，清政府又宣布取消“封禁”蒙地政策，準許內地居民到蒙古地區開墾土地。移民實邊政策的實施，帶來勞動人口分布的變化。移民實邊重點地區——新疆、奉天、吉林、黑龍江等省，人口密度明顯上升，如1904年，東北人口估計已達到1700萬人。而原來人口密度最高的江蘇、浙扛、安徽、福建等省的人口有所下降。隨著勞動力人口的轉移，使西部、北部邊疆的軍事農業生產得以發展。清末，僅黑龍江土地耕種麵積增加到580000頃。軍事性農業種植，不僅發展邊疆經濟，而且對外敵造成一種威懾力量。日俄戰爭後，俄國陸軍大臣魯巴特金在一次談話中說：“俄國最懼者，為中國之移民於蒙古北境蓋沿西伯利亞之國境”。說明晚清時期的對邊疆政策的調整所造成的軍事農業生產布局，在鞏固國防方麵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2.近代軍事工業生產布局
晚清時期，盡管北部、西北部邊疆危機始終未絕，但外敵入辦，以被軍需，而收利權。“與其任洋人在內地開設鐵路電線，又不若中國自行仿辦，權自我操作，彼亦無可置喙。”洋務派為“求富”而提出的“分洋商之利”、“保我權利”的口號，反映了對外國經濟侵略的不滿和抵製，刺激了中國民用工業的創建。
洋務派從“求強”到“求富”的演變，對後期的軍事經濟產生較大影響。人們在提及增強軍事實力時，總與治理財政，發展經濟聯係在一起。1895年7月16日，劉坤一在《策議變法練兵用人理餉折》，提出“變法”口號，主張采用西法練兵、用人、理餉。這一主張得到光緒帝的支持。7月19日光緒下諭旨說：“自來求治之道，必當因時（製宜）……朕宵旰憂勤，懲前毖後，惟以蠲除積習，力行實政為先……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各礦、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約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此應及時舉辦。”於是，新式陸軍、鐵路、礦務、銀行、教育等均先後較大規模興辦。
1896年，盛宣懷在《條陳自強大計折》中，把練兵、理財、育人三者有機地聯係起來，提出發展軍事工業和增強軍事實力，不能隻依靠官力，而應“藉舉國之商力，以養水陸之兵，保農工之業。”在洋務派創辦軍事工業之初，實行封建軍事壟斷，洋務運動完全以靠國家財政來推動，後來才逐漸發展為官力與商力並用。盛宣懷這裏主張“藉商力”來發展軍事生產，是對洋務派“求強”、“求富”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由於“求強”到“求富”思想的演變和發展，甲午戰爭後新辦企業基本以商資為主，所借洋債亦以公司名義舉借，不由政府出名。原來由官本官辦者，大多改為商本商辦。當時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漢陽鐵廠於1896年招商承辦就是其中一例。中國工業生產結構的變化，堅實了近代軍事工業生產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