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先生跟我們家常走動，母親怕遭人嫉妒，從不對村裏任何人提及，她也不許我和弟弟說，好像洪先生在我們家是一個見不得人的親戚。有時為了心理平衡，母親會去給洪先生打掃下衛生，或者買些棉花，做一床新被；也有時候，邀他到家裏來吃飯。洪先生從來不會空手來，總是提很多東西，多到他花錢雇人打掃也不會花費如此多。全家人都心安理得地吃著洪先生請的好飯，除了我。盡管，我知道洪先生是因為欣賞我這樣一個“可造之才”，才每次興衝衝地過來，並希望我能跟他聊一些看過的書。可是，他越是這樣熱情和討好，我便越是冷淡，好像我完全不關心他在金錢和精神上的付出。尤其，當父母在我們麵前，聽我和洪先生聊天的時候，我更是表現出完全忽略洪先生存在的冷漠。
隻有我一個人，背著父母去洪先生小院裏，跟他坐上一兩個時辰，喝一壺淡茶，聊聊生活，談談文字的時候，我才覺得自己的內心是自由的。無須看父母的眼色，或者無端地被他們打斷，訓斥我說了不該說的話。到底哪些話是該說的，哪些又是不該說的呢，我沒有太清晰的界限，界限是父母劃定的，我隻能毫無條件地接受他們從功利角度出發的一切裁決。但是，當滿院子的陽光曬得人心暖洋洋的，牆根下的絲瓜，不斷地向上攀緣，一直到那細細的絲線一樣新生的莖，在藍天下輕微地顫動，所有被父母訓斥的那些點滴，都似乎消失掉了。我和洪先生像忘年交一樣，開心地大笑，暢通無阻地交流。我給他講學校裏的趣事，他則將朱紅色的中藥櫃裏那些有好聽名字的草藥的習性，一一傳授給我。那一刻，我和洪先生，隔著38年的時光，卻息息相通。
這樣的時光，並不太多。我始終怕洪先生某一天忽然在父母麵前提及這些美好的片段，因此招來母親的嗬斥，並阻止我跟洪先生繼續來往。所以在短暫的熱情後，像一壺冷卻的熱水，我又恢複了一貫的冷淡，看著父母和其他村人，人前一套、人後一套地分裂地活著。甚至，有時候看洪先生提了下酒的好菜肴，走進我家同樣租來的破舊的房子，我都假裝沒看見，繼續看自己的書，是洪先生訕訕地坐上一會，說幾句不鹹不淡的話，又起身離去了，我才難過地看一眼桌子上那袋孤獨的酒肴，知道我和村裏女人們一樣，是殘忍的。
後來我離家讀書、工作，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我從不會向母親打聽洪先生的生活，我知道母親也不會對我說任何事，甚至她還會訓斥我：“問他做什麼？！”這個沒有攢下一分錢，也沒有買到一棟房子的衰頹蒼老的男人，在周圍人的眼裏，已經失去了最後的價值。就連說要給他養老的女兒，也因自己的公婆阻止，無法將他接到身邊。因為小腦萎縮而很快行動不便的洪先生，住進了縣城的養老院——那是在鄉下人眼裏，被人恥笑的無兒無女的可憐光棍們才會選擇的地方。
將工資交給了養老院作為養老費用的洪先生，自此再也不曾被人提起。有時路過養老院，我總會低著頭快速地走過，似乎那一群聚在門口下棋、打牌、閑聊的老人裏，會有那麼一個忽然間站起來，向我走過來，並攔住我說：“你忘了很多年以前，我曾在你去西安參加一個筆會的時候，支援過你二百塊錢了嗎？”
是的，我怕。或許，每一個躲著洪先生遠走的村民，都怕他這樣伸出幹枯的手，討要曾經慷慨的付出。盡管洪先生或許已經完全忘記了那些饋贈。所有人怕的，不過是內心裏那個欠下洪先生很多人情的自己。
洪先生是個好人，好人卻終沒有美好的結局。在我三十歲那年，他悄然離開了這個世界，走的時候，沒有一個人陪在他的身邊。
他是安靜地上路的。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