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百七十年後，當陳堯佐也被貶到潮州時，這位新任通判發現，鱷魚之害其實遠未結束。一件棘手的事故就擺在他的麵前：有母子二人在韓江洗濯，兒子遭鱷魚攻擊，做母親的驚呼哀號，卻眼睜睜地目睹了兒子被“食之無餘”這一慘絕人寰的悲劇。陳堯佐也與韓愈一樣疾“鱷”如仇，但他卻沒有像韓愈那樣先禮後兵，而是立即令人捕殺巨鱷，“既而鳴鼓召吏，告之以罪，誅其首而烹之”。比之韓愈，陳堯佐另有一種雷厲風行的鐵腕。
“潮州誅鱷”展現了陳堯佐的果決與才幹，而在別的一些任職之地，也留下了政聲政績。比如出任壽州（今安徽省六安市壽縣）知州時，他帶頭捐俸買米，賑濟災民。在其感召下，當地官吏與富室亦爭相獻米，救活了城中數萬人。又比如，出任滑州（今河南省滑州市）知州時，以泥土、樹枝、石塊填塞的“木籠”（時稱“木龍”）迎堵黃河決口，修築長堤，治水成效顯著，人送雅名“陳公堤”。
就這樣，陳堯佐由地方官員穩步上升，功到自然成，最終登上了人臣頂峰，就任宰相之職。可在就任宰相之職之前，還得經過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那就是——“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誰願擔當、誰能擔當“好風”一角呢？
在北宋僧人文瑩所著《湘山野錄》一書中，有“呂申公薦引陳堯佐”一節，講述了此事的始末：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眷倚之重，久之不允。他日，複叩於便坐。上度其誌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自擇。”仁宗堅之，申公遂引陳文惠堯佐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材，則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靜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後文惠公極懷薦引之德，無以形其德，因撰《燕詞》一闋，攜觴相館，使人歌之曰：“二社良辰，千秋庭院。翩翩又見新來燕。鳳凰巢穩許為鄰，瀟湘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時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珠簾卷。”申公聽歌，醉笑曰：“自恨卷簾人已老。”文惠應曰：“莫愁調鼎事無功。”
呂申公原名呂夷簡，封申國公，一生中曾三度拜相，是宋仁宗時代的政壇“不倒翁”。但在景祐四年（1037），由於與副相關係不睦，加之朝中各類黨爭勢力暗潮湧動，結果兩敗俱傷，副相被迫下課，呂夷簡的相位也岌岌可危，隻能采取以退為進的辦法，薦舉一個信得過的人來接替自己，這個人其實就是陳堯佐。但在《湘山野錄》中，卻成了呂夷簡早有退休的打算，而仁宗則對他十分倚重、極為不舍，直至見他去意已定，便堅持要他推薦一個可堪大任的繼任者。呂夷簡舉薦了陳堯佐為合適人選，理由是堯佐老成多謀，深知社稷民生。仁宗欣然采納，而文惠公（陳堯佐諡號）就任相位後，對呂申公的薦引之德感佩不已，特地為他寫下了一闋《燕詞》。
彼所稱《燕詞》者，不正是本篇《踏莎行》嗎？且讓我們從頭讀起。“二社”，即春社與秋社，在古代，是人們祭祀土地神的節日，簡稱社日。唐玄宗時，將春、秋社日分別定於二月和八月的上戊日，有時還將秋社移至八月五日千秋節（唐玄宗的生日），足見皇帝本人對此節日的重視。而宋代則分別以立春、立秋後的第五個戊日為春社與秋社，與春分、秋分的時間極為接近。
雖在具體時日的確定上與唐人有異，但唐、宋的社日風俗卻是一脈相承的。北宋梅堯臣《春社》詩雲：
年年迎社雨，淡淡洗林花。
樹下賽田鼓，壇邊伺肉鴉。
春醪酒共飲，野老暮相嘩。
燕子何時至，長皋點翅斜。
詩中描寫了賽鼓、伺鴉、飲酒等娛樂項目以及由此引發的歡喧之情。除此之外，詩人還寫到了社日的雨，應該是絲絲細雨吧，帶著喜氣，把一林春花梳洗得漂漂亮亮。萬事俱備，卻還少了點兒什麼。這麼重要的節日，怎麼不見了那群每年必至的貴賓呢？難不成是因為雨天令他們突然改期了嗎？然而，正當你翹首以盼、一心納悶兒之際，那群從不失約的貴賓忽又蒞臨了。俏皮地在微風中扇動著翅羽，興高采烈地與春社上的每個人打著招呼：“想我了嗎，老夥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