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朋友們好！
首先自報家門：我是山東高密人，可以說跟大家是老鄉。淄博是蒲鬆齡的故鄉，幾十年前我沒開始寫作的時候就知道蒲鬆齡，童年時期讀得最早的也是蒲鬆齡的小說。
我大哥考上大學後，留給我很多書，其中一冊中學語文課本裏，有一篇蒲鬆齡的小說《席方平》。盡管我當時讀這種文言小說很吃力，但反複地看，也大概明白其意思。這篇小說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2006年，我出版了長篇小說《生死疲勞》。這本書出來以後，有人說我是學習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山東大學馬瑞芳教授看完後對我說：“莫言，你是借這本小說向蒲老致敬。”
《生死疲勞》一開始就寫一個被冤殺的人，在地獄裏遭受了各種酷刑後不屈服，在閻羅殿上，與閻王爺據理力爭。此人生前修橋補路，樂善好施，但卻得到了土炮轟頂的悲慘下場。閻王爺當然不理睬他的申辯，強行送他投胎轉生。他先是被變成了一頭驢，在人間生活了十幾年後，又輪回成了一頭牛，後來變成一頭豬、一條狗、一隻猴子，五十年後，重新轉生為一個大腦袋的嬰兒。這個故事的框架就是從蒲鬆齡的《席方平》中學來的，我用這種方式向文學前輩致敬。
我小學五年級輟學參加農業生產，讀完了村子裏能借到的所有小說。童年時期的閱讀，對我後來的創作非常有用，但可惜那個時候能借到的書太少了。每個村莊裏都有一些特別健談的人，像我的爺爺奶奶，他們講述的故事後來都成了我的寫作素材。所以有人說，幾乎每個作家，都有一個非常會講故事的祖父或祖母。民間口頭傳說是文學的源頭。我小時候聽到的很多故事都是講妖魔鬼怪的，當我後來閱讀了《聊齋誌異》後，我發現書中的很多故事，我少年時曾經聽老人們講述過。這些故事到底是在《聊齋誌異》之前就有了，還是之後呢？
我想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鄉村的知識分子閱讀了《聊齋誌異》，然後把文言轉化為口頭語將故事流傳下來；另一種是蒲先生把很多民間傳說加工後寫進了《聊齋誌異》。
要理解蒲鬆齡的創作，首先要了解蒲鬆齡的身世。他的作品，一方麵是在寫人生、寫社會，一方麵也是在寫他自己。蒲鬆齡博聞強記，學問通達，說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絕不是誇張。他的科舉之路剛開始非常順暢，縣、府、道考試，連奪三個第一，高中秀才，但接下來就很不順利了。那麼大的學問，那麼好的文章，就是考不中個舉人。原因有考官的昏庸，也有他自己的運氣。他懷才不遇，科場失意，滿腹牢騷無處發泄，正因為這樣，所以他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正因為這樣，他才與底層百姓有了更多的聯係。他的痛苦、他的夢想、他的牢騷、他的抱負，都從字裏行間流露出來。
我們每個人都是不徹底的。我們在讀前人的作品時，往往能看到曆史的局限性，曆史的局限性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人的局限性。對前人的局限性，我們大都持一種寬容的態度，但這種寬容裏邊似乎還包含著一種惋惜。我們潛意識裏想，如果沒有這種局限性，他們會寫出更好的作品。但現在我想，我們這種對人的局限的否定態度，對於文學來說，也許並不一定正確。我的意思是說：一個沒有局限的人，也許不該從事文學；作者的局限，也許是文學的幸事。
從蒲鬆齡的《聊齋誌異》中，一方麵可以看到他對科舉製度的批判與嘲諷，另一方麵也可以讀出他對自己一生科場失意的感慨和惋惜，當然也可以讀出他對金榜題名的向往。在蒲鬆齡筆下的很多故事裏，主人公的結局都是科場得意。由此看來，他對科舉製度還是有著很深的眷戀。
我曾經寫過一首打油詩，其中有兩句：“一部聊齋傳千古，十萬進士化塵埃。”如果蒲鬆齡金榜題名，蟾宮折桂，肯定也就沒有《聊齋誌異》了。從曆史角度看，蒲鬆齡一生科場不得意，其實是上天成就他。在淄博曆史上，考中進士的人有數百個吧？但都沒法兒跟蒲鬆齡相比。時至今日，蒲鬆齡不僅是淄博的驕傲、山東的驕傲，也是中國的驕傲、人類的驕傲。幾百年前，有這麼一個人寫出了這樣一部光輝的著作，他用他的想象力給我們在人世之外構造了一個精彩絕倫的世界，他用他的小說給人類和大自然建立了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