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誌異》也是一部提倡環保的作品，蒲鬆齡先生提倡愛護生物。在幾百年前，他用他的方式，讓人認識到人類不要妄自尊大，在大自然中，人跟動物是平等的事實。小說裏很多狐狸變的美女不但相貌超過人類，連智慧也超過人類。《聊齋誌異》也是一部提倡婦女解放的作品，那時婦女地位很低，在家庭中，女人就是生孩子的機器和勞作的奴隸，但蒲鬆齡在小說中塑造了很多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我寫的《紅高粱》一書中，“我奶奶”這個形象的塑造其實就是因為看了《聊齋誌異》才有了靈感。
同時，我們也不難看出，蒲先生對待婦女的態度也是一種不徹底的態度。一方麵他寫了很多自由解放的女性，對她們充滿了欣賞和讚美，但同時也擺脫不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禮教對他的限製。這種不徹底是時代的局限。作家的不徹底性為小說提供立體的層麵，好的作品正是因為作家不徹底的狀態，才具有了多義性和對人的深層次理解。
當今社會，沒有理由苛求作家具有某種鮮明的道德價值觀念，當然也沒有理由要求作家成為白璧無瑕的完人。作家當然應該嚴格要求自己，但無論多麼嚴格的自律，也不可能白璧無瑕。另一層意思是，每一個作家都有他的是非標準，但在寫作的時候應該相對模糊一點，不要在作品裏那麼愛憎分明。我們在判斷事物的時候，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來判斷，很少有人站在多元角度上來判斷。但隨著時間和社會的變化，很多在當初黑白分明的事件，會有另外的解讀。
我們知道，讀書，看起來是讀書，在某種意義上是在讀自己。讀者閱讀時，可以從一本書裏讀出自己最喜歡的部分，因為他從這部分裏讀到了自己。作為讀者的我們，跟作為社會中人的我們，有時候也不是一個人。我們讀《紅樓夢》，大多會同情林黛玉，鄙視薛寶釵，但如果是我們為兒子選媳婦的時候，我們大概都會選薛寶釵吧。再如，當我們在評判目前教育現狀的時候，我們都會義憤填膺地批評應試教育，我們都知道這種教育方式對孩子不利，但一旦開始給自己的孩子報名參加各種特長班時，大多數家長都很積極。這也是人的不徹底性的表現。
我向蒲鬆齡先生學習的另一方麵，就是他塑造人物的功力。在成功的作品中，都有讓人難以忘卻的典型形象。就像講到魯迅，我們就會想到阿Q一樣，好的小說中肯定會有個性鮮明的人物。
我們寫作時，往往會被故事吸引，忽略了寫人。我們急於在小說裏表達自己對政治的看法，忽略了人物自己的思想和聲音。我最近的一部作品《蛙》，寫之前，我就明確自己要寫什麼。計劃生育影響了千家萬戶，影響了幾代人。如果我用小說的形式來寫計劃生育這件事，那還不如寫報告文學，用真實數字和真實人物，來呈現事件的來龍去脈。寫《蛙》，目的是寫一個人物。在我的生活當中，有一個本家姑姑，她是一個鄉村婦科醫生，她就是這部小說的人物原型。她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接生直到退休後都沒閑著。姑姑說，經她手來到這個世界上的孩子少說也有一萬，經她手流產的孩子也得有幾千。但現實中，姑姑對自己的工作並沒有流露出更多的感受。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讓我產生了巨大的創作衝動。
《蛙》出版後，有記者采訪我，問：你為什麼要寫一個計劃生育的敏感題材？我回答：我並不是寫計劃生育的小說，而是寫一個婦科醫生的一生。
小說的成功離不開細節描寫。蒲鬆齡的小說裏就有可圈可點的範例。比如他寫一條龍從天上掉落在打穀場上，沒死，但動彈不了，這時有很多蒼蠅飛過來，落在龍的身上。龍就把鱗片張開，很多蒼蠅鑽到鱗甲下邊，龍突然合上鱗片，把蒼蠅都夾死在裏麵。這個故事發生的可能性很小，蒲先生也肯定沒見過有龍從天上掉下，但他在細節方麵描寫得準確、傳神，讓我們仿佛看到龍在打穀場上用鱗甲消滅蒼蠅。這個細節很有力量，讓一件子虛烏有的事具有了真實感。蒲先生對細節的想象力讓人歎為觀止。因為他寫的細節符合常識，是根據每個人的生活經驗可以想象到的。把現實生活中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呈現在我們麵前，讓我們非常相信，讓我們從中得到非常形象的閱讀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