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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大勇者的風度雖各有不同，但他們正是由於誌向高遠，以社稷國家興亡大事為己任，以憂濟天下為大誌，方能臨事不驚，雖於生死之間，仍能慷慨從容，舉重若輕，鎮靜自若。中外史籍所載大勇者的事跡燦若星辰，正是他們構成了人類不斷進取的脊梁。
蘇軾在《留侯論》中，研究分析了張良輔佐劉邦的生平和他前後的作為，區分出了兩種勇敢，一種是逞強鬥狠的匹夫之勇，另一種則是大勇。這種大勇者，按他的說法是：“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甚大，而其誌甚遠也。”就是說，具有大勇者風度的雄偉非常之人，由於氣節自高，胸懷浩然，世俗庸見不能使之屈合，淫威暴力不能使其曲躬，而以磊落坦蕩的所作所為成就一代風範，這才可稱之為大勇。
中外史籍上，記載了不少這樣的“大勇者”，但這樣有過人之節的豪傑之士，由於所處人生際遇與曆史背景的不同，表現出的風度又是各有不同的。
比如近代史上，堅決主張變法的譚嗣同的一生，就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悲劇。可以說在當時具有維新變法思想的仁人誌士中，他所達到的民主意識的高度，已遠遠超出了同代人。他在《仁學》一文中說，“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在他看來，所謂“聖明天子”，無非是共舉“為民辦事者”，既然“共舉之”，自然也“可共廢之”。在封建專製如層層磐石重壓之下，譚嗣同竟有這樣犀利透辟的思想，真可謂石破天驚，如黃鍾大呂，振聾發聵。因此他在變法之舉中，比同輩人更為堅決、更為果敢，這是和他“挾持甚大”，“其誌甚遠”密不可分的。但不幸的是，由於袁世凱陰險叛賣，風雲驟變，變法之舉終於麵臨敗局。但令人感動的是當時他還是有機會逃亡的，甚至日本友人也曾勸他東渡，他卻斷然拒絕，並以決絕的態度，說了這樣一席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幾句擲地有聲的話，氣貫長虹，而沉痛悲憤之情，更是溢於言外。他的“猝然臨之而不驚”的大勇者風度，是決心要以自己的血震驚依然麻木的世人，擦亮依然昏濁的萬千雙眼睛，他正是以自己的慷慨殉誌，表現了大勇者的風度。
明末十七歲的少年夏完淳則又不同，他從十四歲即隨父親起兵抗清，兵敗後父親殉難。他秉承父誌，繼續投身抗清運動，新婚才三個月，即不幸被捕，押解到南京受審，麵對洪承疇，他無畏無懼，痛斥洪的無恥叛賣，終於被淩遲處死。在獄中他給新婚妻子與母親各寫了一封絕筆書，兩信都情致宛轉淒惻，對妻子與母親的關切感念之情，更是如絲如縷，如泣如訴，字字血淚，但是舍身取義的豪宕之氣，依然洶湧於字裏行間。他在《上母書》中寫道：“……兵戈天地，淳死後，亂且未有定期，雙慈善保玉體，無以淳為忘。二十年後，淳且與先文忠為北塞之舉矣！勿悲勿悲！……人生孰無死？貴得死所耳。父得為忠臣，子得為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大道本無生，視生若敝屣，但為氣所激，緣悟天人理，噩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神遊天地，可以無愧矣。”少年英豪，傾吐肺腑，語撼天地，完全是大勇者的風度，數百年後，讀此絕筆，仍不能不令人為之感慨動容。
現代著名散文家陸蠡，在日軍入侵上海後，留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後來遭到日軍搜查，並運走兩大卡車書籍。當時陸蠡正外出，本是可以躲避的，但他認為書店既由他負責，他有責任去巡捕房問個究竟，結果，被引渡到日本憲兵部。據一位曾與他同關獄中的難友說：“一次日本人把陸蠡提出去問口供：‘你愛國不愛國？’他不能違背良心，自然說：‘愛國。’又問：‘你讚成不讚成南京政府（指漢奸汪精衛政府）？’他說：‘不讚成。’又問：‘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把中國征服？’他斷然回答：‘絕對不能征服。’日本人恨他態度頑強，誣他一定有政治背景，給上了酷刑，幾次提審，他決不改口，終於因受酷刑吐血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