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不僅僅是自己，薑英，孟白鴿，還有其他人都撤走戒備，消除磨擦，敞開心扉，任憑真摯的淚水，一洗這陰暗的角落，所謂的“洋妓”組，在很大程度上，便不過是被這股力量吞進嘴裏，又像吐瓜子殼一樣吐出來的一座青春的廢墟，一片愛情的墳場，一群紅顏薄命的中國女子唱了世世代代都未能唱完的一曲挽歌……
安怡反複地咀嚼“洋妓”這兩個字：
愛情是天然的、合理的，它不問種族、膚色、地位、年齡、家庭背景，乃至信仰。如果因種族不同、膚色不同，便被視為“洋妓”，那麼超越了年齡、地位懸殊的結合，如同燕妮之於馬克思，宋慶齡之於孫中山，這又叫什麼呢？
如果這“洋妓”一說真能成立，那麼中國古代的蔡文姬、王昭君，便是“洋妓”的老祖宗了；而移民社會的美國，各國王室之間頻繁通婚的歐洲，則更是“洋妓”滿街跑了……
為什麼在中國，一部分人總能發明出一些詞來，去攻擊另一部分人，並褻瀆人類最寶貴的尊嚴，最美好的感情？怎麼歹毒怎麼說，怎樣刺耳怎樣講。如同安怡這時還得不出答案一樣，她也還不知道，“洋妓”一說不過是牛毛細雨罷了，僅僅一年之後，積五千年漢文字垃圾之大成，“牛鬼蛇神”、“黑七類”、“狗崽子”……便像聲震雲天的黃果樹瀑布，在中國的肩膀上滔滔而下。
號子裏顯然不是培養友誼的場所，它似一塊壞死的息肉，隻聽憑自私與戒備在這裏細菌般地滋長。安怡卻和孟白鴿成了貼心的朋友，兩人可謂惺惺惜惺惺。安怡和鄭荔，也像有某種緣分：安怡一來就注意到：長得小巧的鄭荔，有一張同樣玲瓏好看的嘴唇，卻極少見它為話語所開綻。在號子裏，她總盡可能地獨坐一邊，老朝自己這邊望，像看一個靜靜的、美麗而又感傷的謎。常常在兩人對視時，她才嫣然一笑，雙唇頓然被微笑一刀剪開，露出閃耀玉光的貝齒……
鄭荔並不是為“洋妓”進的北苑，她年紀小，隻有十六歲，人也本分、老實，先編人小偷、詐騙組，一到該組開會，“東四小紅”就欺負她，不是要她一個人翻來覆去交代問題，就是要她為自己捏脖子、敲骨頭……幹部們便將她調來了洋妓組。北苑的女勞教犯裏沒有設貪汙組，可她犯的恰恰就是這檔子事——
她的父親，在北京豐台的一個橋梁施工隊當管理員，為工作與隊長發生了矛盾。隊長臉上依然晴空萬裏，不見異色，背後卻來了個釜底抽薪，派人去湖南老家調查他的成分，恰恰臨解放時，她父親在老家買了點地。母親感覺到了什麼，趕快要大兒子去老家一趟，將戶口遷來了豐台，把鄭荔和兩個弟弟，接到了北京。來了沒幾天，隊長臉上秋去冬來，一片凜冽，將她父親打成了漏網地主，開完鬥爭大會後，又搞了一份現行犯罪材料，一勞永逸地將他送進了大牢……
中國有一句俗話叫：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
母親既怕賊偷，更怕賊惦著。急忙把家搬到了朝陽區，一家人租了一間房。哥哥正上大學，下麵兩個弟弟該上學，唯有媽媽一個人在一家麵粉廠做臨時工，日子眼看就過不下去了。鄭荔是個女孩子，當然得將她“犧牲”了，母親托了幾個人，最後母親的一個朋友，上下活動，成全了她當“烈士”：丫頭，問你多大，你千萬記得講十六歲，不要講十三歲。
1962年，本該讀初一的她，進了一個糧庫工作，當的是搬運工，一開始，她連一袋五十公斤的麵粉都扛不動……
她和母親的血汗，慘淡地維持著這個家，剛剛兩年，母親英勇地倒下。敵人來自於她肚子裏，不知道一個什麼東西在裏麵張牙舞爪，母親先是輕傷不下火線，堅持上班，也不去醫院看，直到那東西將肚皮幾近撐成了一個小丘，母親終於給壓趴下。送腫瘤醫院檢查，從肚子裏嘩啦啦抽出了一桶綠水，說是癌症，必須轉到北京協和醫院住院治療。一人院，就得交上三百元押金。家裏的每一個鋼鋪，從來都恨不得能掰成兩半花，就是將房裏的家當統統給賣了，也湊不足這筆錢。在北京舉目無親，父親往日的幾個朋友，也早就人走茶涼……
鄭荔這時已調動了工作，每日裏上班，手頭過往著紅紅綠綠的鈔票。也許是領導上像黨相信劉胡蘭、向秀麗等好兒女一樣相信她，會計是她，出納也是她。她卻在領導的信任上鑽了一個洞，小小的腦袋瓜裏沒轉幾個彎，便取出三百元，叫一個弟弟趕快給醫院送去，她想得不複雜，賬反正是在自己手裏，等媽媽病好了，又能上班了，以兩個人的工資，再勒緊一把褲帶，這錢不要多久就能還上。
生活的構思，一下便讓她的構思蒼白無力。待母親做完手術，主持手術的一位女大夫出來告訴她：你媽的病不行了，到了晚期，在手術台上又給縫上了。女大夫標致的五官，突然間倏忽遠去了，隻剩下一張急劇膨脹起來的臉，恍若一個巨大的乒乓球，在她眼前上下旋舞……
女大夫趕忙拉住要往地下倒的她，她問：那我該怎麼辦哪？
女大夫自然聽不出這話裏的另一層意思，否則十有八九，她會和多數中國人一樣，當時就將鄭荔扭送去了公安局，真如此，她便不會再墮落下去，也許倒是件幸事。女大夫讓她坐下，邊擦金絲眼鏡，邊擦出一句職業性的話：在醫院裏住幾天，就送你媽媽回家，她想吃什麼，就給她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