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一輩子沒有穿過一件好衣，吃過一頓好飯。家裏難得吃一次紅燒肉，她把肉塊分到每個孩子碗裏，剩下一點湯才倒進自己碗裏，看著孩子們一個個嘴皮上油光閃閃，她臉上也紅光拂動，好像是她剛剛吃下了一頭豬。即便是眼下來日無多，她也不提飲食之事，堅決地為革命省下每一個銅板。
可再省也枉然，總得死馬當作活馬醫，一包包中藥，恍若洪水到來時堵去堤壩上的沙袋一樣，迅猛地堵去她的喉嚨。隔個七八天，大出血一回，送去醫院，又再拉回來。這麼折騰，退回來的一點押金很快沒有了，鄭荔又去掏社會主義祖國的窟窿，一次，兩次，直到1963年1月，奄奄一息的母親，決意要魂歸故裏，她跑去買好兩個人的火車票，一共吃裏扒外七百多元。
母親臨走時，單位裏業已召開了大會，領導們慷慨激昂地要求同誌們，積極投身到一場即將在全國開展的偉大運動，即以“清組織、清思想、清曆史、清經濟”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並警告那些有問題的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懸崖勒馬，回頭是岸。鄭荔在聽報告時芒刺在背，如坐針氈，可為了母親入土為安，她還得最後舉一回“屠刀”……
幾乎前腳送走母親和弟弟，後腳領導就找她談話，要調她去另外一個糧庫工作，她必須盡快辦好這個糧庫的財務交接。也許領導尚被她蒙在鼓裏，這隻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調動；也許領導已經察覺了她背叛了革命的信任，引而不發，看她自已如何表演，可不管怎樣，她都走投無路。
她為最小的弟弟燒好了最後一頓飯，看了一眼幾近四壁空空的家。來到單位給哥哥打了一個電話，囑咐他以後得經常回家。隨後便抱起那個一串窟窿的賬本，雙腳瑟瑟抖抖，好似踩著一團棉花，進了領導的辦公室……
要說鄭荔的問題並不冤枉，七百多元錢，在當今的中國不算什麼，當不得頤指氣使的大款們在酒店裏叫的一盤菜，在歌廳裏點的一支歌，也不及官員們高級轎車上的一塊玻璃錢，可在當時，卻足足夠得上一個普通十部和工人一年的工資。安怡，也不僅是她一個人，卻對鄭荔的貪汙罪行產生不了半點氣憤，相反還真有些高山仰止，視她為她那個苦難的家庭做了犧牲的“烈士”。
三個月後，安排女勞教犯半天學習，半天去車間勞動。活兒不重，隻是手工揀去化工原料中的雜質。隻要可能，安怡、孟白鴿和鄭荔三人總呆在一起。
北苑對勞教犯們有諸多規定，有一條是上廁所，得報告隊長，批準後還得兩個人一塊去，或許是怕誰想不開，帶根繩子去那裏一下尋了短見，三人中的兩人就總一起報告。再有一條是互相不能給吃的、用的，否則就叫勾結拉攏，居心叵測。安怡家裏或是孟白鴿的親戚，送了什麼吃的來，兩人便裝一些到口袋裏來，進了廁所一把塞給鄭荔。真是玷汙了“友誼”二字，那廁所臭得不行，按孟白鴿的話說，出來好半天，才能散去衣服上的一股臭味……
夜裏，安怡老做夢。她做得最多的夢是兩類。一類是自己在辦公室裏畫設計圖，畫著，畫著，一陣風吹來，圖紙吹去了院子裏。她下了樓，趕到院子裏，圖紙又吹去了大街上。她追到街上，跑得非常快，好像是一頭騰越於岡底斯高原之上的亞洲虎。兩邊的行人，個個恍若泥塑菩薩，木木地盯著她，其中有在學校裏讀書時的同學、老師，也有現在單位裏的領導、同事，可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幫她。好容易快追上了，卻到了十字路口，車輛過往似過江之鯽。每當她的手要揀起圖紙了，便有一輛車緊挨她的腦袋倏忽而過。
或者她隨工程師們去剛竣工的大樓裏驗收，走著，走著，其他人都不見了，就她一個人，像闖入了迷宮，怎麼轉也轉不出來了……
她常常冷汗淋淋地從這類夢裏驚醒。再有一類夢，便是有關她和喬迪的。其中一個幾近成了夢魘，好長日子在她心頭揮之不去——夢裏，不管是白雲藍天、青山綠水襯景，還是墨色如鍋、燈光依稀作底，她能聽到喬迪那醇厚似酒的笑聲，摸到他那骨節分明的大手，可就是看不清他的臉，他的整個五官都陷沒在蒙蒙的白霧之中……
俗話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其實，安怡平日裏很少想到喬迪，她竭力把對於他的回憶打發走。
一次父親來探視時，告訴她，白她被抓後，喬迪來了兩封信，家裏想給她保存著。她馬上說，不用了，回去就燒掉吧。再一次，她聽一個新來的女犯說，在北京的外國留學生鬧了一次集體遊行，好像是為了爭取更多地與外界接觸。過了一個月，一天學習，由她念報紙，在《人民日報》一版的左下角，她看到一條簡短的消息：全體阿爾巴尼亞留學生已於近日回國。看完了，也就完了，她不覺得自己有多少悵然若失的感覺。
可這回憶，頗像一頭極善認路的野獸，隻要來過一次，便總能咻咻地嗅著蹤跡，又走到她的夢裏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