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他投水前，將一根捆背包的繩子，一頭拴在這棵樹下，另一頭拴在了自己的腳上……
園林隊裏，很長時間表麵如初。可安怡好似一隻剛剛鑽出蛋殼的雛雞，心裏還是有些戰戰兢兢。每次父親和母親一起來清河探視她，她問起社會上的情況，他們總環顧左右而言他，走時卻一遍遍叮囑女兒：一言一行，現在得慎而又慎。
其他女犯的家屬，間或會透露一些外麵的消息，諸如不可一世的“東糾”、“西糾”紅衛兵，國子監那回震驚了全城的批鬥，老舍自殺於太平湖，長安街上貼出了“打倒劉少奇”的巨幅標語……一可在幾個喁喁私語的小腦袋瓜裏，即使投入巴爾紮克、托爾斯泰的全部想象力，安怡、孟白鴿和鄭荔等人，也想象不出北京，還有整個中國，正陷於怎樣的動亂與瘋狂之中！
盡管如此，安怡一段日子以來，左眼皮一直抖抖地顫個不止。她已經有所覺察陷她於囹圄之身的社會的某種必然性，讓她感到這場革命不會隻在外麵浩浩蕩蕩，而在農場裏則是一道擦邊而過的泉水。
她預感總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但不知道它將以怎樣的形式發生……
一天早上，園林隊的女犯正要出工，院子裏衝進了一幫人，每個人的右臂上都戴著“紅衛兵”袖章。領頭的是一個二十歲上下的青年，身材瘦長，皮膚白皙，名字叫翟進。
他的父親，原是北平一所大學的訓導長，據說多次破壞進步學生運動，一解放，理所當然的因“反革命”罪而判刑，被送到清河勞改。留場就業後，其妻也來到清河定居。他本人1965年在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學以總分第二名畢業，卻沒有能考上大學。一看政審表，幾次招工，對方紛紛搖頭像麵撥浪鼓，他不得不回到父母身邊，在農場子弟學校當代課教師。
每當夕陽西下，他常常來小白樓這邊散步，很早就在女犯收工的隊伍裏注意到了安怡。他梳著整齊的小分頭，上著白襯衫，下麵是熨得筆挺的藍布褲，眼睛瞪得幾近成了一對蜻蜓，一扇一扇地撲向安怡。有一次，他還戴著一隻口琴來，不管女犯們如何調笑起哄，站在遠處，吹起了《紅河穀》：人們說你就要離開村莊，我們將懷念你的微笑。你的眼睛比太陽更明亮，照在我們心上……
農場對於勞改、勞教犯人與異性的接觸戒備很嚴，大抵隻有在場院裏放映露天電影時，男人們才能見到女人，女人們才能見到男人。盡管劃定女人們坐在內圈，男人們坐在外圈，可騰挪遊移、左折右躉的目光，依然能多少釋放出身體裏壓抑已久的荷爾蒙來……
翟進便借此機會，盡量靠近安怡坐，他事先將求愛信和情詩裝進一個天藍色的信封，折疊兩下後，以紅絲帶係在一塊從海邊拾來、紋理美妙的卵石上，幾次將這卵石扔去安怡的腳下。
安怡拾起過一次，帶回來孟白鴿看了，後者笑得前仰後合：“這真是個花癡！不過在這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有這麼個情種追著你，日子也多了些滋味……”
鄭荔白了她一眼：“那怎麼行，你看看我們收工時，他站一邊吹口琴的模樣，你不覺得他有些可憐兮兮？”
安怡將信交給了平時待自己不錯的焦隊長，請她找到翟進本人說說：如果自己這輩子還能戀愛結婚的話，那至少是在勞教期滿，回到北京有了工作之後。
以後，安怡便再也沒有見過翟進……
此刻，他出現了。
“文革”在清河終於有了實質性的內容，雖然管教幹部和警衛戰士們還是按部就班，各司其責，但既然“文革”是場觸及六億中國人民靈魂的大革命，一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大風暴，你就不能阻擋幹部子女和留場就業人員子女的造反！一時間，清河地麵上，有了十幾個大大小小的兵團、戰鬥隊，翟進做了一個五十幾個人的兵團的“一一五”師的師長。今天，他將自己的平型關之戰，選在了“洋妓”身上——
他一口氣報出以安怡打頭的七八個“洋妓”的名字，要她們站成一行，立即隨他走。押到五科的一個燈光球場上，那裏已是一片攢擠的人群。前麵是臨時搭起來的一排高台，上懸一個橫幅：第“一一五”師批鬥洋妓大會。一夥男女過來，給每個“洋妓”頭上扣上一頂足有半人多高的尖頂高帽，再給每人脖子上掛一雙不知道從哪裏弄來的破舊高跟鞋。一個在子弟學校教美術課的年輕人．一手托色盤，一手在女人們的臉上畫起來。
第一個被叫去畫的，原是清華大學的總機接線員，眼皮塗成了藍色，眼梢用墨線吊去了鬢角，眉毛畫得翻卷起來，再把嘴唇描得一團猩紅，兩腮又是一大片慘白……各色顏料水，從筆梢上滾落下來，淅淅瀝瀝，爬滿了脖子，淺綠色的外衣一會兒變成了一件迷彩服。
第二個要畫的是孟白鴿，她對那位“印象派大師”吼道：
“你敢畫我，我就把你的喉嚨給咬斷！”
看著她那母狼護子般的凶光，年輕人舉畫筆的手遲疑了，下麵有人喊起來：
“一個蘇修特務還敢這樣囂張，打死她！打死她！”
當即呼呼地站起來四五個大人和孩子，這時，焦隊長不知怎的出現了，她接過年輕人手裏的調色盤、畫筆：“這些人都歸我管，我來給她們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