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怡聽見了焦隊長的一句低語：
“孟白鴿，現在是什麼形勢，你還看不出來，不要再跟他們鬥了！”
安怡頭上的高帽子有些鬆，一低頭，帽子就滑落去了地上。她正猶豫是自己揀，還是等紅衛兵來揀，頓然覺得臉上被什麼剜了一樣。側轉頭，她看到了一邊站著的翟進，他雙手環抱，在這群情亢奮的場合，他的神態反顯得有點悠閑，像一個廚師在等著鍋裏正煮著的美味食物，像一名旅遊者往自動取款機裏塞進信用卡後，等著它吐出來綠花花的美金……
沒說一句話，翟進揀起高帽子走了，安怡不知他打的是什麼主意。
一會兒，他轉了回來，手裏多了一把老虎鉗。他將帽子扣上她的頭，她發現下麵係的繩子，已換成了粗粗的鐵絲。他用老虎鉗扭起了鐵絲，一陣陣渾濁的鼻息，熱辣辣地衝去她的臉上，因為仇恨，也因為興奮，他的瞳仁似貓眼一樣閃閃放亮。他扭了一圈又一圈，鐵絲漸漸地嵌進她的皮肉裏，直到安怡的臉上，浮現了一片青紫……
被這個社會拒絕得太久、太多的年輕人，終於有了一次不容別人拒絕的機會。
鬧哄哄開完了批鬥會，“洋妓”還得去茶澱遊街。她們一手撐著高帽，不敢讓其掉下來，一手摸著台沿，從高台上小心地跳下來。輪到安怡了，還未等她彎下身子，後麵飛來一腳，重重地朝她臀部踹過來。撲通一聲，她被踢下了一米多高的台子，一條斷了脊梁的狗似的趴在地上，額頭被水泥地撞破了，血水一下糊住了眼睛。
一個人扶她起來，將什麼軟軟的東西按住了傷口。又是焦隊長的聲音，因為氣憤而變得有點撕裂：“翟進，你這到底是在造反有理，還是在公報私仇？”
讓焦隊長一聲斷喝，他多半從這不容別人拒絕的射精般的快感裏，一下退了潮，他印堂發暗卻女人般白皙的臉上，布上了女人式的忸怩之態：
“她不老實，磨磨蹭蹭……那怎麼辦？要不，我這就送她上醫院？”
安怡掙紮著，從焦隊長的懷裏站起來：“不，我要走，我要和她們一起走……”
孟白鴿趕緊過來，挽住了她的一條臂膀。
她不敢再看翟進這張臉了，她覺得一個能用口琴吹出旋律優美曲子的人，也變成了惡魔，這事比惡魔本身還更令她感到害怕。
她還想，倘若今天遭受的這一切屈辱與折磨，真是“洋妓”們在這場革命裏無可逃遁的苦難的話，她寧可一天去承受完這些苦難，她不想它們在日後再拖出條陰森森的尾巴來……
從總場遊街回來，一路走，一路灑下血跡的安怡，在醫院裏被縫了5針，並輸血800CC。
安怡顯然低估了一台碩大的絞肉機的馬力。
再一次探視，父親反常的沒有來，來的是母親和弟弟。僅僅一個月沒有見，母親一向烏亮的頭發，轉成了半灰半白，舉止和反應也開始呈現出老婦人般的木訥和遲疑。下巴上剛剛長出茸茸軟須的弟弟，卻一脫中學生的稚氣，眼神裏有了男子漢的剛毅……
安怡惴惴不安地問起父親，母親沒有答理她，隻是右手在女兒的胸前畫了個十字後，白己雙手合十，眼睛微閉，嘴裏嚅嚅地念起《聖經》來。母親是個天主教徒，“文革”前，每個星期天，她都要倒幾趟車，風雨無阻，去西城西什庫的北堂作彌撒。
她似乎忘記了此行的目的，也忘了身在何處，剛剛還顯得木然的臉上，被腦海裏聖壇的芳香、聖水的鮮冽和蠟燭的光芒給打動，變得一片祥和，似乎還有一點神秘……
弟弟告訴她，父親不在了。
半個多月前的一天，街道居委會的一個幹部，領著一幫紅衛兵來抄家。最近一些日子，社會上正在搞“清理階級隊伍”，凡是家庭出身、本人曆史和社會關係有點問題的人家，都像篦子梳頭、茅草過火似的給抄了一遍。本來家裏自己早做了一番清理，該撕的撕，該燒的燒，鬧得有幾分像國民黨從大陸潰逃之時。父親有一疊保存了幾十年的德國西門子公司的股票，燒它，它似不服，滿屋子散發異味；用水泡它，它像下了水的鴨子，上得岸來抖動幾下羽毛，依然又是幹的。無奈，隻好用剪刀，一一剪成碎末，再從下水道裏衝走……
可那天不巧的是，弟弟為班上學農的事，派去了懷柔縣聯係，沒有在家。安怡留在家裏的一些物品，則大多放在他的房間。再就是這天下午偏偏停電，北京的3月，不到下午4點鍾，房裏就暗得像一杯淡咖啡……來人在父母房裏和客廳都未找到什麼可疑物，氣氛也像淡咖啡一樣有些沉悶。
這時，一個紅衛兵在弟弟的房間裏叫了起來：“有了！有了！”
一行人衝進去，隻見他手心裏放著一個製服紐扣大小的瓷像章：“這是蔣介石的像！”
他指了指書桌上的一個竹製筆筒，筆筒裏還倒出了毛澤東、朱德等偉人的金屬像章和一些紀念章，“蔣介石的像章就藏在這裏麵……”
似螞蟻附膻，四五個腦袋一下擠去了那片手心上。瓷像章是白底勾以墨色，按說隻要細加觀察，還是能發現象章上的人是長了頭發的，而蔣中正卻有著一個舉國皆知的大光頭。但一個人這樣認定了，眾人也便這樣認同了。